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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騫:胡風與周揚:“刑天”遭遇“棍子”
作者:汪兆騫      時間:2020-05-28   來源:微信公號“六根”
 

  歷史不是荒蕪的宮殿,也不是沉寂的墓地,“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

  ——英國史學家愛•霍•卡爾

  1936年10月22日,魯迅葬禮在上海舉行,宋慶齡、巴金、葉圣陶、張天翼、茅盾、胡風、蕭軍、蕭乾等16人輪流抬棺

  現在與過去交談,會發現歷史的某些真相,但“過去”已蒙上太多的時間的或人為的塵埃,“發現”真相并不容易。

  比方說1955年發生的20世紀中國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雖于1980年得到平反,但這一新中國成立后重大的政治案件,至今仍撲朔迷離,遠未揭開這場給個體生命和社會群體造成巨大創傷的案件的真相。

  須知,自大規模地開展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后,文藝界又開展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斗爭;次年再次掀起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越十年,革文化、知識分子之命的“文化大革命”狂飆,這些旨在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都是“胡風”案的合乎邏輯的延伸。

  我無能力從更深的層面,去探尋胡風案的真實的來龍去脈和與此相關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是非曲直,僅想從周揚與胡風的恩怨上,看看“士與中國文化”,這是余英時先生的書名,正好擺在案頭,順便借來一用。

少年胡風

01

  歷史上,胡風與周揚有過一次較大的論爭,那就是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致使周揚與胡風結下怨懟。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把周揚稱為胡風的“私敵”。原話是“我以為他(胡風)和私敵(周揚),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正是“左得可怕”的周揚,把胡風一步步地推入深淵。

  周揚與胡風的這次論爭,原來是關于文學的學術的“自由”的各抒己見的論爭,但因“四條漢子”組成的“小小意識形態集團”的宗派主義作祟,他們卻把論爭的鋒芒錯誤地指向魯迅和以他為首的進步作家。

  對此,魯迅有極清醒的認識,在他與友人的通信中,特別是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指出“四條漢子”的頭兒周揚是“元帥”“大人物”“工頭”“奴隸總管”,周揚們是“以指導者自居,卻知之甚少”,“嘩嘩啦啦大寫口號理論的作家”,“借革命以營私”,“拉大旗作為虎皮”。周揚們還“用聯絡手段”“招攬擴大”,有明顯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鞍殉治膶W界,弄得烏煙瘴氣”,更可怕的是他們“還大布圍剿陣”,對進步作家下手。

  魯迅的清醒,還在于并未因為周揚們的丑行,而懷疑和遷怒于共產黨,而是將周揚們從共產黨中剝離出去,作為個案揭露周揚本人的品質和人格的缺陷。批評家林賢治說,這“在中國現代政治分析,以及文學史研究中是具有經典意義的”。

  周揚在這次論爭中,一直處于下風,于是幾次詆毀誣蔑胡風。說胡風在做左聯常委的秘書長負責向魯迅報告請求時,“他常常在傳達魯迅先生指示的時候帶進一些他自己的意見”;(《憶周揚》)還說胡風一貫搞宗派主義。

延安時期的周揚

  更有甚者,誣蔑胡風的同時,周揚還指派田漢等人,找左聯四個常委之一任白戈談話,說“胡風和南京有關系”,決定不再讓胡風擔任左聯常委秘書長,要任白戈擔任,(《憶周揚》)并且不再向魯迅報告請示。

  周揚等四人還打上門去,找魯迅談話,于是“一律洋服,態度軒昂”的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四人,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而聞名遐邇。四條漢子通知魯迅,“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魯迅問憑據,四條漢子說,“是得自轉向(叛變)以后的穆木天的口中”。

  穆木天,吉林伊通人,詩人,曾參加“左聯”,1934年7月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5日《大晚報》刊出其脫離“左聯”的消息。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詳細地講了周揚等對胡風的誣陷,文章氣憤地說,“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圣旨,這真叫我口呆目瞪。

  再經幾度問答之后”,魯迅斷然回答,“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談話“不歡而散”,“四條漢子”理屈詞窮,悻悻而去。即便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舉國大張旗鼓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時,還活著的穆木天,也未敢站出指證胡風是內奸。內奸之說,子虛烏有,足見那時周揚們撒了一個怎樣的彌天大謊。

1940年代末胡風梅志一家

02

  盡管胡風從20世紀30年代就是魯迅身邊有名的左翼文藝批評家,抗戰初期創辦《七月》雜志,后又在重慶創辦《希望》雜志,是周恩來信任與經常聯系的“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重要工作成員,但在文藝理論和政策方面,黨內一些人依然與胡風不斷有論爭。

  比如1945年1月,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長篇文章《論主觀》。在編后記上胡風說,這是“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斗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希望讀者也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

  《論主觀》,驚動了在重慶工作的周恩來。如他召集了一次座談會,茅盾、喬冠華、馮雪峰等到會。胡風向周恩來和到會者作了說明,說《希望》發《論主觀》是想引起批判,與編后語“無情地參加討論”相吻合。這與后來舉國批判胡風時,說他支持《論主觀》大相徑庭。這之后,《希望》又發表了舒蕪長篇大論的《論中庸》,繼續發揮《論主觀》的觀點。

  1945年11月,胡喬木從延安到重慶,談《論主觀》《論中庸》,當著胡風與舒蕪的面,表示作者好學深思,但文中有許多問題不妥當。說,毛澤東指出,什么是唯物論?就是客觀。什么是辯證法?就是全面。你的《論主觀》,恰是反對客觀。你的《論中庸》恰好是反對全面。舒蕪不服,同胡喬木爭論,不歡而散。

  三年后的1948年,在香港的邵荃麟、喬冠華等一些胡風的老熟人,在《大眾文藝叢刊》(三月號)上,連續發表了針對胡風、舒蕪《論主觀》的公開批評,首次提出胡風的文藝理論“顯出一種宗派主義的傾向”。

  有意思的是,曾在周恩來召開關于《論主觀》的座談會前,表示支持舒蕪的《論主觀》的喬冠華,突然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文藝創作與主觀》一文中,大批起舒蕪和胡風。

  令胡風沒想到的是,于195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分別發表陳涌、史篤的文章,批評阿垅的《論傾向性》《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兩篇文章。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對胡風派文藝理論的公開批判。

  早在幾年前,胡風就曾預感,20世紀30年代他和舒蕪與周揚發生的糾葛,在氣候合適的時候,周揚會挾嫌報復。果然,報復不久就來了。

  開始,胡風的老熟人周恩來,還比較清醒客觀,在1952年9月12日,周揚主持的小范圍批評胡風的會議期間,周恩來指示周揚,幫助胡風檢討,只要檢討了,別人不必多批評;1954年,批胡風的事態正在擴大,周揚在會上作了火藥味十足的《我們必須戰斗》的發言,胡風也以感情激動的反駁回敬。

  周恩來仍關照胡風,派喬冠華、陳家康等人找胡風談話。周恩來讓喬、陳等轉告胡風,應該檢查思想,要實事求是。毛澤東整肅胡風的決心已下,周揚們又假公濟私推波助瀾,即便是共和國總理,也難得保住一介有頭腦而不盲從的書生。

  更令胡風始料不及的是,正在這關頭,曾經的自己人舒蕪,突然反戈一擊,向周揚們公奉上胡、舒間的信件,將胡風推向深淵。

當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版物

  對有關《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的由來,有多種表述,通常的表述如下:

  1949年后,舒蕪對自己的文藝思想做了梳理,逐漸覺得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抵牾,經思考醞釀寫出《從頭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在《長江日報》發表之后,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后又在《文藝報》上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牽涉對胡風派詩人的進言、批評,也算是自我檢討。

  周揚看后,察覺到胡風派的分化,于是在1952年12月,把舒蕪從遙遠的南寧請到北京,參加在東總布胡同中國作協舉行的幫助胡風檢查思想的會,成為胡風派詩人中第一個“起義”者。

  1955年初,《人民日報》一位女編輯向舒蕪約稿,舒蕪就寫了一篇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的文章交稿。文中涉及胡風信件,于是編輯想借胡風的原信一閱。舒蕪哪里知道,他交出的胡風的信,早已落到周揚們的手里,這是他們設計的一個陷阱。

  林默涵找到舒蕪,對他說,能否把胡風這一百多封信件整理一下,并口授一提綱,分成胡風一貫反對黨的領導等四方面,同時注釋信中“兩個馬褂”等暗語。舒蕪無法拒絕代表黨組織的領導交代的任務。于是便有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的發表,及隨之而來的聲勢浩大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

  改革開放之后,制造“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真相才浮出水面。那是周揚們按更高領導人的意圖,創造性地誘騙舒蕪交胡風信件,再由他們整理。周揚把幫助舒蕪整理的《關于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交給毛澤東審閱,后變成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又升級為《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

  可憐的舒蕪,蒙羞頂著猶大的罪名三十五年,掩蓋了周揚苦心孤詣制造“胡風反革命集團”驚天冤枉的真相。

  平心而論,舒蕪違心地告發胡風,無非是為了自保,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知識分子人格普遍委頓,猶大自然不會少。胡風的朋友聶紺弩后來說:“人們恨猶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總督之類!保ā堵櫧C弩詩全編》)就有些不公允。順便交代一下,舒蕪因此而沒被劃入“胡風反革命集團”,但沒過兩年還是被打成右派。

1982年的胡風與梅志。李輝 攝

03

  在舒蕪反戈一擊前,胡風將對周揚的怨氣,變成了三十萬言的諍諫。

  胡風在20世紀30年代的“宿敵”周揚,新中國成立后是黨的高官,分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居高臨下,目中無人;而胡風只不過是個黨外人士,既無權勢,又無靠山,甚至連話語權都有限。兩相對立,優劣自明。

  請看1952年周揚與胡風見面后一場好戲:

  兩人見面談了十來分鐘后,其中周揚說了一句極有分量的話,是說胡風在重慶和“才子集團”要好!安抛蛹瘓F”是指重慶時期的喬冠華、陳家康、胡繩等人。胡風直到這時候才知那時黨內有“才子集團”的稱謂,而“才子集團”在黨內整風運動中是受到了批評的。

  周揚這話暗示了許多東西,胡風自然是能領會的,一是說你胡風在重慶就不正確,你在共產黨內關系密切的是黨內受批評的“才子集團”的那些人,后來也批評了你,你在黨內文化界現在再也難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評你的人會比香港、重慶時代更多。(《舒蕪和“胡風集團”案件》)

  胡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又不能申辯和爭鳴。周揚和胡風成了力量對比懸殊的對立兩方?杀氖,這種圍剿和批判,又“不是一方絕對完全正確;另一方絕對的完全錯誤”。胡風與周揚們的許多論爭,“是尚待研究的學術理論問題,應由實踐和爭鳴來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

  在這種背景下,成了一頭困獸的胡風卻偏偏有了一個缺乏策略眼光的失算之舉。即向上級提交了《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所謂“三十萬言”書。

  “三十萬言”實際上是胡風此前多次“檢討”的擴大,他是以“諍諫”的方式向領導表明心跡,希望“使上面看清問題”。這位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的胡風,到此刻,他還認為自己的文學事業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血脈是連在一起的。

  實際上,“三十萬言”書,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壇“混亂而又萎縮”的不正,F象,并把這一些問題歸罪于周揚“自命代表黨的棍子理論和棍子批評”。胡風指出,以周揚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周揚“已經發展成為反黨性質的東西”。

  同時,把舒蕪也說成“叛黨”的階級異己分子,“由于他的叛黨行為,被黨洗刷了”,使他“惱羞成怒,產生了對黨的仇恨心理”。胡風還批評了包括沈從文、姚雪垠等不少作家。這些內容,把胡風要表現的與周揚文藝思想的分野削弱了,給人留下的不僅僅是“鯁直”而是粗率的,不負責任的印象,自己把自己推到了眾人的對立面,無形中也恰恰保護了周揚。

  《人民日報》公布《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之后三天,于1955年5月16日,胡風被逮捕。此舉在“高級領導層有不同意見。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張批判胡風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風。理由是沒有可靠證據,憲法剛剛頒布。最后還是逮捕了。有人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澤東說,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文壇風云錄》)

  5月25日,在中國文聯、作協主席團召集的擴大會議上,開除了胡風會籍并撤銷他在文藝界的一切職務。周揚等“四條漢子”外,郭沫若、馮雪峰、老舍等七百人參加了大會。

晚年胡風

  在諸公上臺發表了千篇一律的批判胡風的講話之后,有一位文質彬彬的人走上臺要求發言,是美學理論家、翻譯家、大學教授呂熒。

  他說,胡風的問題是文藝思想問題,文藝問題應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如此振聾發聵的發言,一定是代表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心聲,但得到的卻是轟他下臺的怒吼。他平靜地走下臺,坐在位子上。吳騰凰的《呂熒小傳》中說,呂熒被轟下臺后,被隔離審查一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后來,在公布的“胡風反革命”第三部分材料中,加了一封曾翻譯《列寧論作家》的呂熒給胡風的信。因無任何實質性的內容,便只作二十幾個字摘要。

  在注中說,“站起來替胡風辯護的就是這個呂熒”。給歷史留下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光輝形象,面對左的政治肆虐,在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時代,他勇敢地站出來抗爭,表現了理性和良知。

  奇怪的是,一年之后,胡喬木指示《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呂熒的《美是什么》,在文前的按語中,特別說明呂熒不是胡風分子?上,呂熒的大腦因受到傷害而錯亂了。

  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歷史上的最殘酷、最荒誕的冤假錯案。

  舉兩個例子:

  在公布第三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時,有阿垅給胡風的一封信,按語中說,信“對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在全國范圍發動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對此,胡風、阿城都做了申辯,說這是一封給我黨提供情報的信。

  后經多方調查,阿城信中清楚地報告蔣軍的計劃:如“三個月”“一年”;蔣軍的動向,如“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等,的確是向我黨提供的準確情報。將功勞硬整成罪過,何等荒誕。

  另一封信,是我就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綠原,1944年5月13日自重慶寫給胡風的信。信中說:“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磁器口,十五號到差,航委會不去了!辈牧系陌凑Z中據此信,說綠原是“特務”,定性為反革命分子。

  而真實的情況是1944年,國民黨征調一批英文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充當來華美軍的譯員。綠原是以“有思想問題”征調至“中美合作所”去“洗刷”的。胡風認為這很危險,并幫助他在國民黨當局的暗令通緝下逃出重慶。(1986年4月4日《人民日報》)

  僅憑只言片語,就給別人定性為特務、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讓懷疑整肅胡風的目的和手段。因為材料多是空洞、捕風捉影、主觀臆測,給黨的形象造成不利的負面影響,中宣部不得不就這些問題下發《關于糾正胡風分子的文章中的缺點的通報》。

  但因已確定“胡風集團”是反革命集團,“通報”不過是周揚們做點姿態,掩蓋一些矛盾而已。故絲毫未影響對胡風派的殘酷斗爭的火力。

  1979年,周揚與胡喬木在文代會上。一年之后,在文革中都受到批判的兩個人物,因“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而分道揚鑣

04

  胡風和“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形成,有許多復雜因素,真正的操控者當然不是周揚。但正如張光年所說,在反胡風的問題上,周揚責任當然很大。(《回憶周揚》)

  對胡風悲劇責任很大的周揚,在“文革”中也切切實實地嘗到被整肅的滋味?嚯y過去后,歷史安排了胡風與周揚的劫后重逢。那時二人都已老態龍鐘,周揚先開口說:“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保ā缎挛膶W史料》1996年第一期)以自己也受了苦,來償還他給別人造成的苦難,看上去很堂皇且又似乎很公平,但是卻一筆勾銷了自己的罪愆。這是周揚人性很不厚道的地方。

  周揚對自己的罪愆和人格委頓至死也沒有觸及靈魂的自省,特別是極不正派地給胡風羅織罪名,不擇手段地殘酷打擊迫害他的對手的惡行。在胡風案件中,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支使手下,不惜違法亂紀,弄虛作假,一定要置胡風于死地。比方,他的部下林默涵,就是誘使舒蕪將胡風信件弄成“材料”,交由周揚轉毛澤東的。(《第一批材料發表前后》)

  又據梅志揭露,給胡風第一次平反文件所留的“尾巴”,亦出自周揚、林默涵之手。更令人瞠目的是,在中央已給胡風及“集團”徹底平反多年之后,林還在《胡風事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中,為當年的惡行辯護!耙庠谧鴮崱L與反動派有密切聯系’和有‘宗派活動’的指控”。(《“胡風集團”案》)

  周揚無論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還是作為一個文藝官僚,他在大多數作家中,口碑極壞,都認為他是新中國成立前后文藝界很多矛盾的制造者,他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握有文藝界的生殺大權。其為人氣度狹小,文藝界把他比作《水滸傳》中的“白衣秀士”王倫。其文藝理論,也不高明,無非是詮釋毛澤東文藝思想,特別是創造性地將“左”的東西發揮到極致。是地地道道的一根“左”的棍子,卻以“黨的文藝理論家”自居。

  曾被周揚們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體”之陳企霞,在晚年時和孩子們談過周揚和胡風關系的片段: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胡風從日本回到上海,和周揚等人在一個要求進步的文學青年小組。這一小組約有七八人,其中有兩個女大學生:梅志和蘇靈揚。

  胡風常給文學小組上課,他口才好,知識淵博,聽者莫不欽佩。梅、蘇都是大家閨秀,美麗而開朗。周揚和胡風都愛上了梅志,而梅志看不上周揚,于是周揚爭風吃醋。那時,周任宣傳部長,胡當組織部長,梅志被調到組織部,蘇靈揚調到宣傳部。梅志心歸胡風,周揚雖得到蘇靈揚,但對胡風仍存嫉妒,后來漸漸演變成怨恨和仇視。(《悲愴人生》)

  另舉一個小例,“胡風去世后,梅志要求落實政策提級,要周揚、林默涵等人證明她是1932年在左聯參加革命的,他們推說記不清了”(《悲愴人生》)。梅志于1933年參加革命時,周揚正拼命追求她,豈能“記不清了”?后來還是陳企霞給梅志寫了證明,落實了梅志應該享受的待遇。

1985年胡風遺體告別后,梅志(右二)在兒媳攙扶下走出告別室,李輝 攝

05

  聶紺弩把胡風比作古代神話中一個叫刑天的神。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盾斧以舞。

  陶淵明有詩頌曰:“刑天舞干(盾)戚(斧),猛志固常在!保ā蹲x山海經十三首》)聶紺弩贈胡風詩曰:“爾身雖在爾頭亡,枉作刑天夢一場!钡莱龊L案悲劇的性質。

  我的同事聶紺弩,看胡風的眼光是極獨到的。盡管胡風自認自己有政治敏感,“至于我,因為有一點經驗,聞一聞空氣就早曉得要下雨的”。政治敏感,并不能說胡風懂得政治。正如他的朋友賈植芳所說:魯迅懂政治,而胡風不懂政治。

  以胡風的政治敏感,他已看到1949年后,周揚們已確立了領導地位,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趨于統一。自己的舞臺反而自漸寥寂和萎縮。胡風骨子里的自由精神和獨立自主的人格操守,與“階級文化”勢必難以融合,沖突在所難免,悲劇注定發生。

  如胡風的追隨者、我的老領導綠原在劫后重生時所說,“歷史已經粉碎了那些鴕鳥式的幻想:無論胡風可能怎樣反常,或者‘老實就范’,或者‘裝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脫此后幾十年來沒有人逃得脫的大小劫難”。

  胡風的問題,實際上從未超越文化和文學的范疇,他的悲劇在于他是因政治需要而被人為制造政治悲劇。周揚不過充當了打手,因恩怨格外積極而已。政治為什么偏偏選上他而不是別人,性格使然,道義使然,良知使然。

  胡風從政治上,已獲平反。但對胡風對文化特別是對文學的貢獻,卻從未認真總結。

  可喜的是,朱寨開了好的實事求是的頭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來,先是由于客觀革命形勢的需要,后來是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對《講話》提出的這些藝術創作過程本身規律性的命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更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胡風在這方面的建樹,更顯得可貴,而應受到重視!保ā吨袊敶膶W思潮史》)

  可以說,胡風一生從事的是對文學的研究,而周揚從左聯到“文革”前,所做的僅是“自命代表黨的棍子理論和棍子批評”。這就是胡風與周揚的不同。

1986年1月,參加胡風追悼會的“胡風分子”在胡風寓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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