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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我是胡耀邦平反的兩千零一人
作者:蘇峰      時間:2018-12-18   來源: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
   

 

1935年,葛佩琦在一二.九運動時期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是當時北大學生抗日救亡運動領導人之一。1938年,葛佩琦在河南商丘地區組織豫東抗日游擊隊。在黨的指示下,1939年,葛佩琦被程潛任命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豫東特派員,回冀東地區策動漢奸部隊反正。19402月,袁天柱部率先反正,10月,宋克賓部隊的三個偽軍師同時反正成功。

 

1942年,葛佩琦調至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任少將參議,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頭銜,赴豫東日寇占領區搜集情報,曾掩護建立沈陽地下電臺并搜集了國民黨的大批重要軍事情報,報給中共?箲饎倮,在北平西單住地,接待了經北平去東北的中共地下同志。

 

1946年春節后,由中共西安情報站趙耀斌派遣、陳忠經[1]舉薦,葛佩琦、李年、邢國彥、王書鼐四人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報工作。

 

194710月初,趙耀斌的西安情報站被西安國民黨軍統特務發現,趙耀斌被捕。不久,李年、邢國彥、王書鼐三人因有共黨嫌疑而被捕,葛佩琦幸未暴露。三人經受住了嚴刑拷打,后被押送至南京。

 

北平和平解放后,三人因證據不足,宣告無罪釋放。19493月中旬,三人回到北平。因為他們與葛佩琦只有工作關系,在組織上與葛佩琦單線聯系的趙耀斌沒有回來,且情況不明,葛佩琦沒法接上組織關系。

 

此后,入黨介紹人劉子久雖然證明了葛佩琦已有十多年黨齡,因為找不到單線聯系人趙耀斌,組織關系一直沒有恢復。葛佩琦也就成了黨外人士。自1951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1957524,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集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一些黨外人士發言后,葛佩琦發了言。

 

526,《北京日報》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在23日和24日連續召開講師以上教師座談會的消息,消息最后一部分的小標題是《葛佩琪()談黨群關系》,全文如下:

 

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為今天的黨群關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群眾為什么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為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群眾就可能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穃-他。他接著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為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自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

 

此報道,雖然摘發得生硬,但當時一些領導人常說弄得不好,就會亡黨、亡國、亡頭之類的憂患之言,葛佩琦沒有提出意見。

 

527,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周報》的報道中稱葛佩琦說: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

 

這天下午,葛佩琦面見了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周報》的這段話質問: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531,《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的報道,報道最后一部分的小標題是《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系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其中談到葛佩琦說:我認為今天黨群關系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

 

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穃-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65、6日和7日,《人民日報》連續刊出五篇讀者來信,反對葛佩琦的觀點。

 

68,《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反擊右派猖狂進攻正式開始,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不斷升級。

 

葛佩琦當即寫了更正信,69親自送給了《人民日報》社,信的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么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應改為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69

 

此后,《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上綱上線:著名人士、勞動模范、學生、軍人、農民都痛斥葛佩琦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

 

 

19571224深夜,葛佩琦被押進了監獄,關押在北京城東北角的草嵐子胡同,即草嵐子看守所,原是國民黨的北平軍人反省院,當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就在這里被關押過。

 

1959629,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給葛佩琦作出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杜袥Q書》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發展情報人員,并親自搜集我軍情報,報與敵特機關,參加鎮壓學生運動。多次誹謗我黨,鼓動蔣匪幫反共反人民的氣焰。解放后對其主要歷史罪行又長期隱瞞,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舊惡,給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學擔任講師的重要職位。被告本應感恩自悔,痛下決心,徹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但被告卻相反,視人民對其寬大為可欺,死抱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乘黨整風之際,即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向黨和政府展開全面的進攻,竟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穃-人民政府。被告這些嚴重罪行,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故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證物:匪軍銜花八個、帽徽一個、司章三個、軍服兩套、軍服帶兩條全部沒收。

 

1975年冬天,全國人大四屆二次會議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黨政軍特人員全部予以寬大釋放。凡有家可歸的,都可回到原籍;無家可歸的,由政府分配到勞改就業單位就業,享受國家職工待遇;原職務級別屬于國民黨少將以上或國民黨省政府、省黨部以上、經當地公安部門同意又有常住戶口直系親屬接納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大城市;愿往臺灣的,政府提供方便在山西監獄的葛佩琦被寬大釋放。幾經周折,在家人的幫助下,于19763月回到北京。

 

經過家人近一年的奔波,葛佩琦得到了戶口、糧票、住房,搬進了北京城內的一個大雜院,一個原來放雜物的8平方米小屋。年老多病的葛佩琦得到了家人、鄰居的照顧。

 

 

1978年初春,有人來看望葛佩琦。這位老人叫李逸三。

 

1957年反右時,李逸三是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在葛佩琦發言的那次座談會上,他在場。他認為,葛佩琦的組織關系一直沒有恢復,葛佩琦當時說這些帶刺的話是可以理解的。在校黨委決定把葛佩琦劃為極右分子之時,在當時的形勢下,他也違心地舉了手。后來,他堅決反對把葛佩琦當作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再后來他被調離人民大學。

 

對那一次的違心舉手,李逸三一直深感歉意,難以釋懷。葛佩琦搬進這個大雜院時,他已是古稀之年,住在京城東南部的勁松小區,每隔一兩個月,他就來一次,每次都給葛佩琦帶上些吃的,還有重要信息,譬如:胡耀邦主管中央組織部了,恢復了黨員之家的傳統,許多黨員干部排著隊去上訪,有冤伸冤,有苦訴苦;中央五個部的代表在煙臺開了會,決定為所有還沒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為少數錯劃的平反改正;中央又發了個文件,對凡是被錯劃的右派錯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數的限制,不劃框框,完完全全的實事求是——李逸三每次都鼓勵葛佩琦上訪。為慎重起見,葛佩琦決定再看看。

 

1978年國慶節前后,葛佩琦去了西郊人民大學人事處,人事部門對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葛佩琦決定:去黨中央上訪!他開始認真準備自己的上訪材料。

 

19781222,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結束。即使是毛澤東首肯的全國錯誤,譬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問題,所謂的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都得以平反。

 

1225,葛佩琦終于來到了中組部上訪。

 

中組部的北院墻外是靈境胡同,胡同中間開了一個小門,通向中組部后院,這就是中組部信訪處的接待站。葛佩琦向接待人員報上姓名后,過一會,接待人員對他說:我打電話和上級聯系了,由領導干部接見你,你到前門傳達室去吧!

 

這下子,接待室內外議論紛紛。有人說,只見過到前門上訪被打發到后門來的,沒見過到后門上訪被指派到前門接見的,這是胡耀邦當組織部長的新措施!有人大聲說。

 

兩天后,葛佩琦見到了宣教干部局局長郝一民。郝一民一進門,就和葛佩琦熱烈握手,并說:葛佩琦同志,這么多年,你受苦了!

 

19791月上旬,葛佩琦將材料送給了郝一民,中央組織部及時批轉給人民大學,囑咐認真復查葛佩琦的右派問題。

 

19794月初,葛佩琦去人民大學詢問進展。據說他這個右派是毛主席親自劃定的,誰也不敢出面為他平反。

 

一直到19791112,人民大學黨委才派人給他送來了《關于葛佩琦右派問題的復查結論》!督Y論》認為:不屬于錯劃,不予改正。

 

葛佩琦開始了新一輪的申訴。負責解決右派難題的五大部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葛佩琦都去遍了,有的還去了多次。答復大意都是:阻力太大,愛莫能助。

 

中組部的一位同志說:沒有中央領導的指示,難以起死回生。剛好來看望葛佩琦的李逸三說:上訪胡耀邦!

 

 

198042下午5,葛佩琦來到了北京東城富強胡同,胡同里沒有便衣巡邏,大門口也沒有武裝警衛。他按了大門一側的電鈴,出來一位警衛人員,問他找誰,他說要上訪胡耀邦同志。這位警衛人員轉身就回去了。

 

不久,出來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報了姓名和來意,他說: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帶著材料嗎?帶著.葛佩琦說著,就把一封約有五百字的申訴信遞了過去。

 

耀邦同志現在正會客,沒有時間接見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轉上去。請你留個電話,以便將處理情況及時通知你。我住在一個大雜院里,沒有電話。那只好請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還是5點來。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時前往。他一按門鈴,那位同志就出來了,交給他一個大信封,并說:你拿著它去中央組織部,找陳野蘋副部長。

 

天色已晚,葛佩琦沒有去組織部。他回家后打開電燈,拿出放大鏡,仔細看了那個用紅粗鉛筆豎寫的大信封。右首寫的是中組部,中間紅豎長條格里寫的是陳野蘋副部長,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簽名。他從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訴信,看到了耀邦對它作了這樣的批示:指定專人,督促有關單位對葛佩琦同志落實政策。再細看,耀邦在申訴信落款時間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點了兩個大紅點,葛佩琦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把四月二日寫成三月二日了。

 

鄰居們聽說他去胡耀邦家里上訪,紛紛前來關心。他把這兩天上訪的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說,老老少少都聽得入神。有的說,胡耀邦是撥亂反正的帶頭人;有的說,胡耀邦在做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就十分關心群眾的疾苦。他們都為他幸逢大好人而祝賀。

 

此后,陳野蘋副部長指定中組部干審局一位副局長具體負責此事。過了半年多,仍未見人民大學的答復。

 

 

19801117,葛佩琦給李逸三寫了一封信。出于對李逸三政治安全的考慮,讓別人覺得葛佩琦被寬釋出獄回到北京后,從未與李逸三謀面,這是第一次給李逸三寫信:

 

李逸三同志:

 

您好!我有下述問題,請您予以幫助解決。

 

1957524,在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上,我給個別黨員干部和黨委書記提了一些意見。由于我請求恢復組織關系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我在發言時,態度有些不冷靜,說話有些帶刺;但是我發言的目的是為了幫助黨整風,希望黨內同志通過整風,改正缺點。不料有些報紙報道時,竟然說我叫喊要殺共產黨人;因此我被劃為右派,至今沒有得到改正。

 

您當時是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人事處長。我1957524發言時,您也在座,F在我把已經找到的有關報道,抄錄于下,請您回憶一下,那些話是否是我說的:

 

(1)1957527《人大周報》報道說: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68,《人民日報》報道說: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同志在政治學院講話時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不但我沒有說過以上三句話,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錯誤的報道時,當即向有關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學黨委提出了口頭更正,聶真同志接見了我;向《人民日報》提出了書面更正,現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給鄧力群同志寫了請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信)。

 

您是老黨員、老干部,是我的老領導,我發言時您在座。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有關方面為我寫個證明材料,幫助我解決這個錯劃右派的改正問題,以便落實黨的政策,至為感盼!

 

人民大學黨委已經查明,我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解放前一直堅持做地下工作;但我的組織關系,至今沒有得到恢復。

 

我被錯劃右派后,又被逮捕法辦,坐監十八年,人民大學黨委認為判刑問題,證據不足;但我的冤案,至今沒有得到平反。

 

這兩個問題,也希望您能予以幫助解決。

 

  此致

 

敬禮

 

  葛佩琦謹書

 

附件一:195769,我寫給《人大周報》的更正信(抄件一份);

 

附件二:我的生平和冤案的概況一份。

 

在這封信的最后,葛佩琦附帶說了說上訪中組部與上訪胡耀邦的經過,承批交中央組織部陳野蘋副部長,迄今已半年有余,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1119,李逸三收到了葛佩琦落筆僅兩天的來信,馬上給胡耀邦寫信:

 

胡耀邦同志:

 

我現任國務院參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獄問題。

 

先談談他的右派問題。1957年,我在人民大學任黨委常委等職。當時鳴放時,我們請他們幫助黨整風,他向黨提批評意見,說了些錯話和氣話、刺話,如說: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把流過汗流過血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冷霜,有些黨員(少數黨員),六親不認。

 

這三段話,是引的原始會議記錄。他談這些話時,我在場,據我記憶,這基本上是他的原話原意。

 

當時195768《人民日報》上登載的葛的話,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實是有出入的,斷章取義,夸大其詞。

 

鄧力群同志說葛要殺成千成萬共產黨人,和事實就離得更遠了。

 

據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黨的黨員,抗戰八年和解放戰爭四年共計十二年,是在敵占區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檔案可以證明這點。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復組織關系,我們組織上不但不承認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績和組織關系,反而對他一再審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話,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產生的。

 

我認為他的話有錯誤,也可以說是大錯特錯,()是不是據此就定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認為是值得再研究的問題。

 

目前流行(這樣)一種說法:當時有右派,我們搞反右派運動還是正確的;其中問題,是反右擴大化。

 

我現在認為:57年反右運動,是我們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它的性質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質,是禍國殃民的大錯。

 

當時的陽謀是請黨外幫助黨內整風,陰謀是引蛇出洞。實踐已經證明,五十五萬條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冤假錯,萬分之一左右是右派。[2]

 

留這萬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給我們增加光彩;相反,后輩人會恥笑我們拖泥帶水。

 

反右派運動本身是錯誤的,保留萬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義不多;我建議來個一風吹,徹底翻。

 

下面,我說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獄的問題。

 

葛佩琦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共計十二年的歷史,有人證和物證,證明是歷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劃右派后,來了一個新賬老賬一齊算,說葛是歷史反革命分子。開始判處無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獄。

 

葛出獄后一再申訴。大約三年以前已經查明是歷史革命分子,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聽說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做出判決,認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獄,聽說北京市委遲遲不批。

 

我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向您建議:請求您責成有關部門徹底查一下葛佩琦十八年的冤獄是怎樣產生的;北京市委為什么對法院重新判決為無罪的請示,拖了近一年了,不睬不理。

 

我還建議,在查清制造這十八年冤獄的有關人員時,判處他們十八天徒刑,讓他們體會一下十八年冤獄的滋味!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長期壓在右派帽子底下,妻離子散,雙眼接近失明。葛被劃成右派時,我也舉過手,我是問心有愧的!

 

為了使這個歷史革命分子早日過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致

 

革命的敬禮!

 

  李逸三 

 

   1980.11.20

 

 

胡耀邦是否見到這封信,一般人不得而知;但從此信發出后的一些令人振奮的跡象來看,他是見到了這封信,并作了重要批示的。反應最積極、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統;距李逸三發信只20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對葛佩琦一案作了再審判決。

 

本來,在19781227,葛佩琦與中組部宣教干部局局長郝一民談話之后,他就去人民大學拜訪了分管落實政策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張騰霄,請求解決冤案平反問題。張騰霄說:解決這個問題,你得找證明人寫出材料,走法院這門路。

 

經過多方查詢,他得知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調查部。遂給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寫了一封信。羅青長讓中調部政治部寫了證明材料。同時,當年介紹他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陳忠經,以及與他一道在東北做地下工作的邢國彥,也都寫了證明材料。

 

這些材料,都被轉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院說他必須自己提出平反申訴,法院才能立案處理。

 

1979716,葛佩琦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絓-華寫了一封請求平反冤案的申訴信,此信被轉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因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一時排不上號。后來排上了號,進展出乎尋常的迅速,從197911141211,只用了27天。然而,送到中共北京市委去審批,卻又拖了一年。

 

19801120李逸三給胡耀邦發了信,1128,葛佩琦就耳聞北京市委批準了北京市高院的結案結論。1210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開庭,庭長宣讀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80)高刑監字第893號《刑事再審判決書》,全文如下:

 

申訴人(原審被告人):葛佩琦,又名:葛畔珩,男,六十七歲,漢族,山東省平度縣人,原系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講師。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分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九七五年一月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減刑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赦釋放,F住本市交道口東大街九十六號。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認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實、性質和處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號刑事判決書及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號裁定書;

 

二、宣告葛佩琦無罪;

 

三、原判沒收的黃金四十一兩六錢八分折合人民幣叁仟陸佰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發還本人。

 

又過了1年多,1982110,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了《關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運動中問題的復查結論》:

 

根據中共中央(78)55號文件和(80)60號文件的精神,對葛佩琦的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進行復查,予以改正。撤銷一九五七年劃葛佩琦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復原教學六級工資待遇。

 

這個《恢復結論》,即刻被報送到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北京市委常委會。北京市常委會發出京常字(82)2號通知: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同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意見,對葛佩琦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

 

218,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以(82)京高教字011號文件形式,向中國人民大學黨委轉達了市委常委會的通知。

 

 

至此,壓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復黨籍和錯劃而改正的問題了。

 

198254,葛佩琦給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寫了一封信,陳述了他的經歷和目前亟待解決的黨籍問題。羅青長發函證明,當年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在給葛佩琦接上情報工作關系時,就同時給他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

 

1982618,人民大學黨委收到羅青長這份材料的同時,也收到了葛佩琦當年的主要入黨介紹人劉子久給人民大學黨委的信:建議恢復葛佩琦的黨籍。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將這些材料報送給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組織部于1983523做出決定:

 

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7月起連續計算。

 

半個世紀后,葛佩琦三八式老黨員的本來面目得以恢復。198626,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也發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問題,屬于錯劃,予以改正。

 

這比人民大學黨委的改正結論更進了一步,更實事求是。

 

此后,各地報紛紛登載葛佩琦的傳奇經歷。

 

葛佩琦對胡耀邦的感激是牢記在心的。

 

198599,《人民日報》頭版要目刊登《胡耀邦六年批閱人民來信兩千件》,葛佩琦觸景生情,想起胡耀邦對自己的幫助。當年111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二版最顯著的位置,刊登了葛佩琦的《總書記批閱的第兩千零一封人民來信》一文,詳細敘述了葛佩琦去胡耀邦家上訪的經過,以及他對胡耀邦同志幫他推倒三座大山(即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右派)的感激之情。

 

1993113,葛佩琦,這位一生傳奇的老人,因心臟病搶救無效逝世。終年82歲。

 

119,人民大學校園內公布了葛佩琦教授治喪小組名單。其小組成員是:韓天石、朱穆之、陳忠經、劉導生、劉玉柱、劉居英、曹振之、孫思白、顧大椿、胡昭衡、宋爾廉、袁寶華等人。

 

125,當年共同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鄧力群、朱穆之、呂東、袁寶華、韓天石、劉導生、顧大椿、劉居英、任繼愈、唐敖慶、胡昭衡、孫思白等人聚會,悼念他們的老同學老戰友葛佩琦。

 

131,在八寶山公墓,為葛佩琦教授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

 

[注釋]

 

[1]陳忠經是葛佩琦的大學同學。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陳忠經被選為學生會主席。陳忠經后來長期從事地下活動,與國民黨的不少軍政要員常有交往,有些還成了莫逆之交。葛佩琦經過陳忠經的舉薦,打入了東北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

 

[2]當時中央級不予改正的五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和陳仁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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