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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
——讀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有感
作者:葉選基      時間:2008-10-30   來源:南方周末
 

1977年8月1日,華國鋒(圖中)、葉劍英(左一)、鄧小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軍五十周年招待會上!〔勺浴度~劍英風范》,廣東旅游出版社,2003

1977年8月12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圖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左起)在主席臺上!〔勺浴秷D片中國百年史》,山東畫報出版社

1980年6月,葉劍英、胡耀邦在上海!D片由作者提供

1979年3月,葉劍英、陳云在杭州!D片由作者提供

圖為“文革”中的葉劍英

《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于光遠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月,36元

  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反復閱讀和學習了于光遠所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以下簡稱“于書”)一書,感觸良多。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之際,作為親近歷史的一代,擬從另一側面談談所親近的歷史片段和看法。作為生活在葉帥身邊的親屬,所談不能不涉及到葉帥。

  在這里要特別聲明的是,我所知、所聞、所為,是因在那特殊歷史時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中,自覺與不自覺卷進去而知、而聞、而為的。至于本人的追憶,僅是一些片斷和看法,不一定全面、準確,僅供參考、指正。

葉與鄧休戚與共

  記得抓了“四人幫”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見了呂正操的女兒呂彤巖,她問我要不要將此事告鄧(即鄧小平同志,下同),我請她盡快轉告。她即打電話約見鄧榕(鄧小平女兒)的丈夫賀平,把抓了“四人幫”的情況告訴了賀平。

  后來賀平告訴呂彤巖,他“飛車”趕回當時鄧在寬街的住處。得知這個激奮人心的消息,鄧及全家都無比振奮,激動地歡呼此舉的偉大勝利,還說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同志,下同)這個人好,選對了,并感嘆地說道“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當我向葉(即葉劍英同志,下同)談及此事,說到鄧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時,他欣然有感而笑。

  我深切地感受到葉對鄧的深切感情,走筆至此,不禁追憶起“文革”后期葉、鄧休戚與共的戰斗情誼。

  1974年10月,在籌備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葉會同周總理等抵制“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葉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總理的健康,促成周總理赴長沙向毛主席建議,由鄧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解放軍總參謀長(據周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

  1975年7月初,在周總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時,又是葉致信毛主席,建議由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們并肩戰斗,與“四人幫”作過多次重大的較量,葉曾說,“他(指鄧)在前方作戰,我在后方給他提供子彈,有時我們又一塊向前沖”。在周總理逝世后,葉在政治局會議上義無反顧,堅持由鄧致悼詞。這時,鄧已受到毛的批評,“批鄧”已經開始了。葉對我們說,在這個時候要支持鄧。這體現了老戰友之間共患難的真情。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華代總理,陳錫聯代葉主持軍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會議后的次日,鄧到西山十五號樓看望葉,這是兩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見面。

  那天下午,我陪(葉)選寧兄到西山十五號樓,剛進門見面,葉就對我們說:“小平來了!

  選寧兄問道:“鄧狀態如何?”葉答他很好,說他(指鄧)已作好一切準備,估計最壞的結果是羅邁的下場。

  羅邁即李維漢,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趕出北京,發生活費。鄧為黨為民不計一切,不愧是一位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那段歷史時期,葉、鄧同呼吸,共患難,情深義重,在鄧落難之后,葉一直都在關心鄧的安危。

  記得毛主席病重,中央發電通告各省、各大軍區及中央黨、政、軍各領導之際,王蘇民同志(原四機部部長王諍之子)擔心鄧的安危,深夜來找我議論,甚至說要把鄧搶出來。我說我要先了解一下情況。

  次日我請呂彤巖設法向賀平了解情況。賀平說,鄧很安全,汪東興讓“8341”部隊荷槍實彈日夜予以保護。當葉得知鄧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頭大石”。

  汪(即汪東興同志,下同)護鄧有功,不應忘記做了好事的人。何況汪在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當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護了鄧,這也是史實。

  粉碎“四人幫”后不久,鄧小平同志雖然“歡欣鼓舞”,但仍處于深居和封閉之中。記得大約是粉碎“四人幫”后的第十天左右,王炳南等老同志前往軍事科學院二號樓看望葉帥,王炳南提出可否去看望鄧,葉回答可以。王炳南于當晚返回途中闖到寬街看望鄧,卓琳同志因不知底細而婉拒之。那個時候,也只有葉能有如此殷切之情和敢于如此發話。

  1976年12月初,鄧前列腺病發。301醫院得知后,派醫生為鄧做了簡單的治療處理,鄧家屬對301的做法頗有意見。

  葉得悉后,隨即向301蒲副院長了解情況,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鄧需住院手術治療的報告,葉帥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護理、精心治療、嚴格保密、注意安全!

  12月10日晚,鄧住進301治療。

  據葉辦《值班室電話記錄》:12月10日24時,蒲副院長專門向葉報告落實指示、安排鄧住院的情況,包括轉達葉囑咐鄧安心治療的關切。因為葉的批示,301把南樓五層全層騰出來為鄧專用。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真情。此時此際,惟葉有此情、此膽和此權拍板,對鄧的病況高度地重視和關切,對鄧住院作出如此高規格、周全的安排,體現了葉對鄧的情高義重,視為“千秋知己”。

  鄧術后康復,選寧兄奉葉帥之命前往探視,我有幸陪同。我與選寧兄和鄧及鄧榕合影照相,鄧趁此接見了全體醫務人員并合影留念。這張照片是我照的,我技術不好,照虛了。

  選寧兄與鄧的談話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親指示傳話,囑咐鄧養好身體,準備出來工作。鄧那時的謙和情景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對葉的敬意。

  隨后,很多老同志聞訊前去探視?梢娻噺统鍪侨诵乃,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

  粉碎“四人幫”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黨的工作重點在于穩定全國局勢,清理與“四人幫”有關聯的幫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崗位工作。這時發生了“兩個凡是”的錯誤以及對“兩個凡是”的堅決抵制。

  鄧小平的復出本身就是對“兩個凡是”最大的挑戰,是對“兩個凡是”斗爭的決定性的首戰勝利。

  鄧還在301療養之際(此時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還沒有召開),葉就開始為鄧的復出做工作。葉在玉泉山九號樓向華、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鄧重新工作,華、汪均未反對。當時李鑫也在場。華、汪確也提出過需做“黨內的轉彎工作,水到渠成”。

  后來在玉泉山四號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在葉堅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適當的時候”安排鄧出來工作。

  為此,中辦周啟才局長奉命與葉辦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鄧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況。鑒于鄧尚未復出,只好把送鄧的文件寫上“王守江收”,由王轉鄧處。為鄧出院后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因而,一致決定鄧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據王守江回憶)?梢娙A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除了鄧復出問題外,葉還向華、汪提出,陳云也應回到中央來。但有人以“主席說陳云一貫右”予以反對。因此,陳云的問題未能在這次會上得到解決。

“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曲折

  “于書”中提到,華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天安門事件”時,提法比以前有所變化,肯定了絕大多數人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變事件的定性。這種變化是怎么來的呢?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夕,葉幾次向華、汪提出“天安門事件”應該平反,但未說通。他們堅持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來,華提出“解放大多數”。對“天安門事件”雖未平反,但定調已有所松動。這就是“于書”所提情況的由來。

  在此前后,以陳云、耿飚、王震、王諍等為中心的老同志有個議事組合,我與他們均有聯絡并通報情況。當時的中心議題是鄧的復出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在他們得知鄧復出已無大礙后,主張要集中火力轉向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鄧對“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尤其關注,得悉外間傳聞反對平反最堅決的是吳德后,他專門把我和葉帥的小女兒葉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號樓。在衛生間里,鄧指示我們下山去串連這批老同志,發言點吳德的名。我們遵此照辦了。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葉文珊和我陪葉散步。葉文珊問葉帥:“爸爸,‘天安門事件’問題能解決嗎?”葉答道:“談了幾次未談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數,說性質不能改,是主席定的!甭牭竭@個情況,我覺得“天安門事件”在這次會議上不能解決,不宜鼓動老同志點吳德的名了。為此,我又立即向他們通報了消息,他們得悉后都很氣餒,有的干脆不發言了。

  但是,王震同志卻仍堅持要點吳德的名。他的向秘書無法說服他,很著急,連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經我斗膽堅持,王震同志發言提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但未點吳德。

  陳云同志也是如此。陳的發言中還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鄧出來的問題,所謂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葉,因為他已知內情。

  這就是這次會議中的插曲。

  鄧雖未出來,但實際上已關注和間接參與政事了。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于書”作了很多考證,其中有些內容值得研究。所謂經政治局開會報常委之說是子虛烏有的,有的文獻單位的注解太不負責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登載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報道。當天中午,我向葉說,《北京日報》登載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報道。他笑著跟我說:我向華提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從速表態,以免被動。后來得知,這是華直接向林乎加(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同志布置進行的。

“批鄧”與“兩個凡是”

  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提出要繼續“批鄧”,國務院大會上有人甚至宣稱要比“四人幫”批得更好,這激起了幾乎所有老同志的強烈不滿,遭到了廣泛的抵制和反對。停止“批鄧”已是強大的政治呼聲,“批鄧”實際上是停止了。

  對于“批鄧”,毛主席在世時,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態,違心“擁護”。個別的老同志本可表面應付了之,但批起來卻調門不低(在老同志座談會上),有的甚至上書毛主席揭發鄧,外交部那位領導表現就更惡劣了,沒經住考驗。

  胡耀邦同志的壓力很大,呂正操擔心他頂不住,專門派女兒去傳話,支持他堅決不做檢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終頂到底。

  王震同志堅決抵制“批鄧”。他在國務院政工組“批鄧”簡報上寫上“毛主席說鄧小平人才難得……”等一段評價鄧小平的話,要求上報中央。吳慶彤主任只好表示該簡報不收回了,以保護王震同志。

  遺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書出于好心把該內容擦掉了。如能留下來,那該有多好啊!

  從“十一大”到“三中”全會,黨內圍繞著沖破“兩個凡是”,開始了撥亂反正的進程,其中又展開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皟蓚凡是”社論出臺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譴責,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兩個凡是”的觀點!皟蓚凡是”最直接打擊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迫害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因此,一出臺就遭到強烈的反對和抵制,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沒有市場。

關于平反冤假錯案

  這里要提一下葉在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報社搞了個內參叫《情況匯編》,1977年11月底,《情況匯編》把中央組織部老干部寫的大字報匯集起來,編成名為“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的材料,以人民日報社黨委的名義,報送葉劍英和耿飚。

  之后,葉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會上,提到中組部老干部對部長郭玉峰的強烈批評意見,并說:“現在冤假錯案申訴太多了,要找個包公來判案!边@就是在常委會上,葉、鄧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由來。

  胡大刀闊斧撥亂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錯案,功不可沒!“于書”指出,當時雖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兩個凡是”令許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決。我認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當時的情況。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領導崗位,特別是又改組了中組部領導班子,本身就給“于書”所指出的“反對‘兩個凡是’主要針對的是平反‘天安門事件’和歷史冤案兩大問題”的解決打下了政治和組織基礎。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組部對“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懷案、陶鑄案等重大案件,著手復查審理。

  對劉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復查工作,中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著手準備進行。

  在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中組部開始處理歷史上“反右運動”遺留下來的問題,這是牽涉到人民大眾,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的頭等大事。

  歷史上那個“反右”也是一場大劫難,絕不僅是擴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無量,人民不會忘記。

  至于平反歷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問題,1978年11月12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發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組織部長的身份,全面介紹了這方面的工作情況,甚至明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時間表。組織部長的發言應具有相當的分量和影響,黨史文獻和黨史研究部門似有意忽略了。其實,包括陳云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提出的那幾個冤假錯案,胡都已做了相應的平反準備工作,在陳云同志提出來不久就宣布平反了。不然,怎么可能這么快?!

關于“真理標準”一文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那就離不開胡耀邦的作用和貢獻了。

  葉是一直反對“兩個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文章(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坝跁敝幸捕啻翁岬搅。

  那時,胡耀邦是通過馮文彬同志直接與葉聯系的。馮文彬早年在中央蘇區時,與葉帥就熟悉,此時他與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馮文彬同志經常來葉駐地向葉匯報,葉對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對“真理標準”文章,葉是最早看到并明確予以支持的,他還讓我們注意各方面的反應。吳冷西對“真理標準”一文的指責以及汪東興所持的立場,我們都及時向葉匯報了。

  關于《紅旗》雜志組織寫的《重溫〈實踐論〉》(編者注: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一篇文章)一文,“于書”提到,是葉特地在常委會上提出來并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公開擺出來談談。

  在這里補正一點,關于《紅旗》的文章,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提出了六條不同意見,認為這是維護“兩個凡是”觀點和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

  胡喬木秘書朱佳木同志把哲學所的意見交給我,讓我轉“葉、鄧”審閱。我即送鄧辦王瑞林秘書,留交王秘書處理。

  隨后,我又將之送交葉辦王文理秘書,王秘書說,太好了,正好首長交待我們對《重溫〈實踐論〉》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見。

  我請王文理將該文立即送葉審閱。

  這就是葉就《重溫〈實踐論〉》在常委會提出開理論務虛會的由來。

  《重溫〈實踐論〉》最后未能發表,也是因葉提出不同意見,汪表態不予發表了之。這應是葉支持“真理標準”討論的有力證明。

  反對“凡是”及組織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除了胡耀邦等外,應著重提及的還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為宣傳口負責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報》要發表“兩個凡是”社論時就明確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立場鮮明,態度明確。這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單位成為反對“兩個凡是”、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堅強陣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幾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換意見,他多次找葉表達了對“兩個凡是”的不同意見,其激動的神情至今令我記憶猶新,像個“角斗士”。

  因此說,反對“兩個凡是”、支持“真理標準”討論,是黨的領導集體以及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

關于華國鋒同志

  關于華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態度,可見胡德平的回憶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后后》,《財經》2008年第9期)。胡德平說,在“真理標準”一文發表一個月后,《理論動態》又發表了一篇《歷史潮流滾滾向前》。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華看了兩遍。

  胡德平的文章還提到,王任重問華,關于“真理標準”一文是怎么一回事,華回答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笨梢,華對“真理標準”一文的態度與汪是不一致的。

  胡績偉在他的回憶文章中也曾說過,當汪嚴詞批評他們時,華在場,但沒有表態贊同,他因此沒有感到太大的壓力(見《胡績偉自述》)。

  實事求是而論,從“十一大”到“三中全會”,在開展反對“兩個凡是”、撥亂反正、支持“真理標準”討論等方面,華的認識也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逐步有所改變和進步。他是很謹慎的,從未在公開場合做過不合時宜的表態。他能意識到大勢所趨,面對現實。如對已成“不爭之議”的“天安門事件”,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華犯的“兩個凡是”的錯誤,如能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胺彩恰眴栴},在黨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由來已久?聭c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謂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痹凇拔母铩逼陂g,“凡是”達到頂峰。即使是像鄧這樣的歷史人物,在同“四人幫”斗爭的時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項指示為綱”這個“凡是”去抗衡“階級斗爭為綱”那個“凡是”,當然,這是一種斗爭的智慧了。反對“兩個凡是”,實質上是反對毛主席的晚年錯誤,糾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錯誤,只不過那時都還不敢揭開這層面紗。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

  至于華的所謂“洋躍進”錯誤,也要實事求是。

  最近看到陳錦華同志談“洋躍進”問題的談話,他指出,正因為這種指責,造成原來準備上馬的22個大型項目大部分下馬,寶鋼成為“靶子”,被迫下馬后,又不得不來個分期建設。

  鄧小平后來也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

  這實際上為華國鋒犯的所謂“洋躍進”的錯誤平了反。

  “于書”中考證了“三中全會”的來龍去脈。其實,會議的主題和成果,是歷史潮流發展的必然,是黨的領導集體的共識。如黨的工作轉到以經濟建設工作為中心,這當然是鄧、葉,也包括華在內的中央常委集體的共識。

  鄧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從新加坡出訪回京的;貒,他到軍科二號樓與葉暢談,他對中央工作會議的進展十分滿意。鄧提出:“現在的宣傳有問題,宣傳華國鋒,抬轎子都抬過河去了,我們現在要強調反對突出宣傳個人,黨是集體領導,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無上地位的教訓!比~表示完全同意。兩個老聾子說話,聲音很大。

  隨后,鄧在常委會上把這個意見提了出來,華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這個意見。于是就有了華在閉幕式講話中的這段話:“今后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再寫華主席、黨中央了,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文藝作品多創作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黨是集體領導……要多宣傳老同志!焙髞,中央還專門發了不要突出宣傳個人的文件。反對突出宣傳個人這一思想,應是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對黨的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央工作會議最具體、最重要的成果

  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在黨內已是不爭之議,不必等鄧回來了,因為大家都清楚鄧的立場。但是,有些人卻非要把此事歸功到個別人在小組會上的發言,這似乎太牽強了。

  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譚震林、傅崇碧、李昌、陳再道等同志就在發言中提出來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呂正操、陳國棟、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樣的問題(據《會議簡報》)。

  陳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組發言中提出了六個歷史遺留問題,其中包括“天安門事件”問題。按陳云同志的說法,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他就“密見”了葉帥,兩人充分交換了意見;并說葉還跟他談到了人事問題?梢哉f,陳云同志在小組會上講的內容,葉是了解的。正如“于書”中所指出的,以陳云在黨內的資深地位,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在與會者中激起了重大反響。

  在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陳云一直在杭州休養(住柳浪聞鶯,原“謝家花園”),我拉著劉詩昆的親屬們去杭州,恰好也住該處。張秀夫同志(時任浙江省委警衛、接待處處長)告訴陳云我來了,他老人家就約我談話。

  我將北京發生的事情較詳細地報告給他,反對“兩個凡是”、“真理標準”討論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問題,差點沒趕上七點半返回上海的火車。盡管陳云同志因在杭州對北京發生的新情況還是比較閉塞,但是他反對“兩個凡是”,支持“真理標準”討論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立場是旗幟鮮明的。對于“于書”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關于陳云的發言沖破了中央常委集體領導對會議設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轉議題的重大作用問題,本人認為,中央工作會議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時間來討論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議題,討論中當然會涉及到重點轉移會遇到什么問題的話題。陳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議題發言的,因此,說會議設定了框框似與事實不符。

  導致會議議題扭轉的原因,恰恰應是中央常委通過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一重大決定。此舉令與會者及全黨、全國人民為之歡呼和振奮,激起與會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暢所欲言。與會者既直言批評“兩個凡是”及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犯錯誤的同志,又對在“天安門事件”和“文革”中犯錯誤同志提出了批評,從而展開了熱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既解決了思想認識及政治路線的爭議,又促進了平反“文革”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冤案;同時還在對犯了錯誤的同志進行批評的基礎上,順利地實現了黨中央領導的人事變動,確立了鄧在黨內的領袖地位,這應是三中全會最具體、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來往聯絡于各常委之間,華、葉、鄧三位常委講話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參與了,實際上扮演了秘書長的角色,似還兼顧了會務工作,應該說胡耀邦對三中全會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當然,我們不應忘記許多老同志在這段歷史時期所做的工作和貢獻,特別應提到的是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開會之初,王震出訪英國;貒,他對會議的進展感到十分振奮,前往軍科二號樓拜會葉。他提出陳云同志應回到政治局,葉回答道:“你們在臺下講,我在臺上呼應!蓖跽鹗堑谝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陳云同志應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上的發言者。

  他是“串聯專家”,經常來往于葉、鄧、陳等老同志之中。

這次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范

  三中全會在中央常委領導集體(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以陳云、胡耀邦、王震等為代表的中央委員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應該肯定,華作為會議的主持者也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胡德平的回憶中提到,胡耀邦說是華下決心讓大家暢所欲言,充分發揚民主。用胡耀邦的話說,是華“鋤開了缺口”。

  至于葉的歷史作用,可引用陳云12月10日在東北組的發言,他針對汪東興的錯誤說道:“現在黨內議論紛紛,就怕常委出問題,許多同志因葉帥年老了,怕將來要出事,就怕鄧小平被再次打倒!(見《陳云傳》)這段話是否可理解為鄧當時還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葉確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呢?沒有葉,鄧會受孤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應是陳云同志講話的本意。

  至于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于書”說,因為后來人們認為鄧的講話最全面、最深刻,所以這個講話實際上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本人認為,華、葉、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正因為中央常委領導集體當時沒有點明誰的發言是主題報告,才凸顯出“于書”中多次提到的,該會議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央常委集體領導下進行的,體現了黨的領袖是黨的領導集體,實現了鄧在常委會中提出的“反對突出宣傳個人,黨是集體領導”的英明主張,成為我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貫徹黨內民主政治生活原則、體現黨中央集體領導的光輝典范。所以,葉才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報告中指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范。

扭轉乾坤的兩年

  我們應該肯定鄧作為中央常委,在中央工作會議中所起的十分重大的作用,以及陳云、胡耀邦、王震等為代表的中央委員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時,我們更應該肯定,中央常委領導集體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那段歷史時期,黨中央領導集體所做的撥亂反正、恢復國民經濟等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梢哉f,沒有粉碎“四人幫”及其后兩年所做的各項工作取得的偉大成果,就沒有后來的三中全會。在今天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不應割裂切掉這段歷史篇章,它是在斗爭中向前邁進的輝煌歷史。

  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以后,曾多次講到:“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他建議,“現在就可以開始寫粉碎‘四人幫’兩年的歷史了,先寫片斷,叫做《撥亂反正的日日夜夜》!睔v史沒有在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我們應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地、全面地回顧和反省歷史,包括黨史。

  如果承認上述事實的話,那么,三中全會前所做的這些工作,不會與華國鋒(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毫無關系。

  華犯有“兩個凡是”的錯誤,但是不是除了粉碎“四人幫”外,他就乏善可陳?

  甚至有人說:“抓‘四人幫’有什么了不起,我帶一個排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華國鋒不做,別人也會做!边@話妥否?

  記得在粉碎“四人幫”前夕的1976年10月3日下午,我到陳云家接陳云同志到后海小翔鳳葉家談話。出門前,陳云把保險箱鑰匙交給長子陳元。這一細小的舉動,表明陳云同志為挽救黨而置個人生死于不顧。這足以證明,抓“四人幫”絕不是輕而易舉的小兒科。我們不能淡化、無視粉碎“四人幫”的驚心動魄和偉大意義,否則就有失黨性良知。

  事實上,從粉碎“四人幫”到撥亂反正、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錯案,華都是做了工作的,是有功的。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同志逝世。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全體前往悼念,這是對華國鋒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的肯定。新華社播發的《華國鋒同志生平》說:“他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比A國鋒不愧為黨和國家的千古功臣!

為國盡忠,領導風范

  “于書”高度評價了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葉確實是以前所未有的激奮之情,嚴肅認真地起草的。他說:“小平要講話,我也要講講支持他!比~的講話,發自內心地歡呼會議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呼吁這個“典范”要永遠堅持下去。他之所以在發言中十分強調要發揚民主、肅清封建思想殘余和實行民主與法制,是因為積其大半生追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痛感黨一旦失去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離開了黨的集體領導,不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會犯錯誤。

  特別是對“文革”的反思,他直斥“文革”為“封建法西斯”。就他本人而言,年滿18歲以上的子女和女婿,都下了“文革”的大獄,無一幸免。這在黨內斗爭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了。

  作為身心受到如此重大打擊的在職的中央領導人,人們恐怕難以想象他所處的厄境,也難以想象他老人家是如何度此艱危的!

  順帶提上一筆,在華國鋒問題上,他后來也曾在中央會議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承擔了應承擔的責任,指出自己存在封建思想殘余,表現了領導者應有的風范。

  1977年2月,胡耀邦曾對他老人家說:“趁你在世時,頭一步能把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的乾坤扭轉過來,這就了不起,到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個字:開國元勛,乾坤巨手!蔽艺J為,這指的不僅是葉帥個人,而且包括了整整一代的幸存的共產黨領導人。

  我們這一代人,曾感受過老一代革命者前半生遠去的硝煙,又親近過他們后半生歷經的風云。本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葉帥一生始終以黨和國家大局為重,從不擅權自重。如在粉碎“四人幫”當晚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堅持不當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堅持由華國鋒任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他一生恪守黨的組織原則,有意見在黨的領導集體內說,不在外面說,從不搞非組織活動。這是否應是黨的領導干部應遵守的政治準則?!在他們回顧其畢生的革命生涯時,聽到的往往不是他們敘說自己有什么功勛,而是深切地緬懷在對敵戰斗中英勇犧牲的戰友,痛悼在“左”的殘酷斗爭中無辜喪命的戰友。正是這一代幸存的共產黨領導人,痛感黨所犯的嚴重錯誤導致國家和人民仍處于貧困、落后之中,從而覺醒,從而奮起,終于帶領人民開啟了中華民族的強國之路!

結語

  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為立國之本。建國以后,我國竟走了一條漫長、曲折之路,幾乎費了30年時間,才回到這一正軌。血的代價,不由令人們深思、深省!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歷史轉折,就是國家最終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軌。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無不是圍繞這一中心進行的。今天,我國又面臨深化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起點。

  要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就必須進一步解決黨與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關鍵一步。如果闖出來了,將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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