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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民:為什么政府優惠政策往往被鉆空子、套利腐敗?
作者:王忠民      時間:2019-12-20   來源:
 

作者:王忠民

來源:原子智庫-騰訊新聞

本文共計2881字數,閱讀約需要5-7分鐘。

原子智庫按:

在中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非均衡政策——包括區域戰略、產業政策在內的各種重點優惠——一直是持續采用的策略,且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

然而,近年來,各界也開始反思其弊端與不足:當政策、營商環境是建立于“對誰好、給誰更多好處”的基礎之上時,必然產生套利行為。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產生大量套利腐敗而產業并未真正發展起來。在金融領域,這一政策邏輯之下則是資本市場的套利、脫實向虛。也因此,各界開始呼吁中性、無差別、無例外、一致、公開、透明的營商環境。

這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王忠民的聲音尤為引人矚目:盡管其身份特殊,卻毫不含糊的批評這種政策邏輯下的套利行為。本期“原子智庫”即分享王忠民先生的觀點。

以下為正文:

今天看營商環境,突然發現,結論一定是:營商環境的改善不是我對誰更好了、給誰更多的好處和利益,而應該是“無問東西”的差別。

如果在一無所有、零起步的時候,這樣做,可以。比如改革開放之初,用吸引外資的方法,FDI給他好多好處。那是因為:內部經濟主體根本就沒有競爭力和不存在,它就會來,而我沒有辦法跟它攀比。到今天,我們已經有龐大的GDP、稅收、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再說對誰好——如果對別人的好就是對你的差——這個時候你就會說,對誰好已經不能符合你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的東西。

我們用對誰好的辦法解決了很多的問題。比如,所有地方,如果發展,一定是說,你趕快搞個從開始的開發區到現在的自貿區。因為我們對進入這個區內的東西給了他可以享用的優厚的政策和待遇。如果突然之間,新時代求質量的時候發現,宏觀稅收和宏觀經濟當中不能給他好處,結果地方就開始用地方給好處的辦法,把地方可以收的稅“五免五減半”。所有企業到“五免五減半”的地方注冊登記的時候,他在這個地方存活多少年?一定是五年。因為再到另外一個地方注冊登記,還是“五免”,那我為什么還要在這里“五減半”?“五減半”就成了還有更多的稅收和負擔。

如果再用這個東西,放到了所有生產要素端——產生端已經競爭的營商環境公平了,但是要素端——資本、資本杠桿率、能不能IPO,之后能不能定向增發,定向增發在什么時點,土地從什么地方來,勞動是農村農民工,還是城里高端就業者等等社保體系不平衡——當看到所有這些,才是我們看到對誰更好、對誰不好的那一部分。只要不好的部分的存量大過對你好的引入的流量,你的政策效應一定是負值的。

這個時候,可以用幾個數據思考。如果用差異化對誰好的方式實施政策,突然發現,最后宏觀數據失靈。當我們用宏觀、比如海關貿易端口的關稅角度看問題,結果6%,但事實最后拿到是2%。那是因為,這里面所有應該按名義的東西,最后實際當中由于對誰好和對誰不平衡之間的因素,最后得到的實際結果一定是差的。

稅收方面的差別,有人喊高,那為什么有這么多公司存在?而且每天還誕生那么多新公司。是因為在總體宏觀稅率當中,有的高、有的低,有的這樣回避掉了,最后產生的實際收稅跟名義稅率是不一致的。

宏觀數據一旦有差別,特別是生產要素端的數據影響了資本市場、勞動市場、技術市場結果的時候,這個數據會引導政策進一步偏離。

現在我要說的是,一旦有了對誰好,和對誰不好,所有的市場當中的靈活性因素和動力強的因素,都會找一件東西:套利。我把我變成你要對我好的東西的主體,和這個主體可享用的規定性,我就做這件事;一旦做了,就成了你定義的對象。比如,改革開放之初對外資有政策,那我就把公司變成外國公司,我再投回來,就享有這樣的政策。今天,所有開發區,特別是稅收制度當中,即使以增值稅來說,我也可以用一些可以抵扣、但是沒有內容的東西,把我變成可以享有這個東西邏輯的時候,我就得到了,而這個行為稱之為套利。

當我們把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弄成對誰好、對誰不好的邏輯的時候,當龐大社會資本比新增社會資本還要更大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現象:基于資本市場的套利行為,多于直接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投入到實體經濟當中。這就是我們過去的脫實向虛。脫實向虛做了反套利,反套利的時候,渠道套利,監管套利,等等。到今天,另外一個方法說,不能用這種方法套利,必須按其它做的時候,結果成了用新套利方法替代原有套利方法做這件事。

問題是,當套利作為“你好我,就應對你做”的事情的時候,導致好多市場行為是只為了獲取套利而辦企業的活動,甚至把一些最前端的好事情都會因套利行為而涌現。比如,光伏產業多好,突然說給光伏產業各個端好處,做光伏的人發現,這里做一個,另一個地方開發區又給我好處,只辦這樣公司就可以把所有要素端的好處拿到手里,我根本不要在光伏端口產品當中掙錢。當這個邏輯產生的時候,光伏產業就已經岌岌可危了。因為大家都在套利,而不是做產業。如果是基于電池端的新能源汽車,過去幾年一定是靠大量補貼催生了套利的時候,結果產生出的公司,一定是基于套利的公司多。用套利,可以把有先進性、有成長性、創新性的產業,做到最后在套利環節紛紛實施,而不能夠真正發展產業。問題就是,套利環節——基于這樣的商業模式形成以后,你不敢取消補貼;一取消,原來公司就補貼了,套利復套利,把政策套在里面,沒有辦法解除。

所有嘉賓論述公平、公開、透明、無差別的時候,我要說的是:一旦產生差別,一定引導現有社會生產要素和存量,沿著套利邏輯行動,會引起復套利。如果生產要素端,而不是貿易、商品端口,這個社會影響會是長期的、普遍的。

怎么就“無問東西”了呢?我們把東西兩個字拆開,東西是種類:是你是什么東西,我不是個什么東西;是你是什么種類的東西。我們現在如果定義東西是種類的話,不管你是國外還是國內,不管是民營還是國有,不管你是高大上還是低微,無問任何東西,所有的營商環境都是一致統一的。要把營商環境放到一個我們今天看相對隱性的社會保障當中來,失業保障金、養老保險,一切都應該按照一致邏輯做——我們今天城里人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民還是不一樣的,以至于農民身份在勞動價格當中表現出巨大差異。我把無問東西定義為:在不管什么類別的定義下的身份下的差別。

“無問東西”放在過去東西之間差異,放在今天全球化,放在WTO,我們會說,過去基于東方和西方兩個方向上定義的東西,今天要無問東西、無差別。放在全球競爭當中的一致性中看,如果把東西看成是東市和西市,市場化邏輯過程中,不管它是產品端口還是要素端口,還是今天基于社會保障和人的服務的眾多的服務的支付和投資邏輯來看,也無問什么市場中的行為和市場上邏輯,都應該不問差別。這就是一再強調的中性原則。

所有中性,如果這樣理解,“無問東西”還有一個時間端的東西,只有一致性,才可以產生我用新的東西才可以產生出新的對待;“無問東西”的時候,新東西才可以層出不窮,基于老東西里的套利空間才可以逐漸消減,而所有套利都來自于創新做出新東西的成長來獲得利潤。如果這四個緯度的“無問東西”和營商環境,不是比對誰好了——當然也不是比誰壞了——比的是無差別、無例外、一致、公開、透明。

(根據公開演講整理,未經作者審閱,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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