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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登高:中國傳統地權制度論綱
作者:龍登高      時間:2020-06-02   來源:《中國農史》
 

  在筆者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視野下對地權制度及其演變與作用進行系統性考察與綜合論述,構建了具有內在邏輯體系的解釋框架。從私有產權、法人產權、國有產權與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等層面形成土地產權形態理論,以富有中國傳統特色典權為中心,明辨各種地權交易形式及其歷史演化。在此基礎上探討地權市場與家庭農莊的關聯與相互影響,并從歷史實證與理論邏輯上反思了佃農理論、平均地權等舊有成說,揭示了與西歐經濟道路迥異的中國傳統經濟的基本特質及其近代轉型困境。

  作為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及其相關制度是資源配置與經濟運行的核心,是認識中國傳統經濟社會及其近代變遷的基礎與根本性問題,還是當前農地制度改革的關鍵,并且在世界經濟史上具有獨特的理論價值。以往,這一根本問題的認識與評價,眾說紛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近一二十年來,這一領域研究成果豐碩,取得突破性進展。

  筆者通過對原始文獻特別是準確性很高的土地交易契約、刑科題本等資料的大樣本考究,還原中國傳統土地產權及其交易制度,尤其是對近千年中國土地制度遺產及其演變進行深入挖掘。在此基礎上以經濟學原理和工具對地權制度與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展開全方位的分析與解釋,力求以地權為軸心對傳統經濟歷史演進及其對近現代中國經濟變革的影響形成系統性的認識和解釋框架。

  1、土地產權形態的理論建構

  土地私有產權、法人產權、國有產權并存于傳統中國,其中土地私有產權形態較為成熟,基于傳統中國土地產權的概念界定與系統性的理論構建具有中國淵源的創新性。

  第一,土地權利可以分層次、分時段地獨立存在并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等產權形態,及其相應的交易形式構成地權交易體系。

  第二,凡此不同層面的產權形態的實現形式,都可以通過投資與交易獲取,形成了社會普遍認可的規則,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規范而具備法律效力。

  第三,通過契約來表達的產權憑證與交易憑證,在民間源遠流長,并得到歷代政府或法律的認可與規范。

  第四,在土地私有產權基礎上,又衍生和發展了法人產權。

  歷史上中國缺乏產權意識與契約精神,這種感性認識的影響延續至今。其實,樸素的產權意識與制度植根于傳統鄉土,深入人心。無論私有土地還是法人土地都以契約為產權憑證與交易憑證,不同層次的土地權利都可以通過投資工本獲得(除繼承等途徑之外);非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過投資控制土地收益增值進而獲得相應的土地權利支配權,可與所有者分享地權,其典型形態就是田面權,它作為財產權與田底權并存,與普通佃權有質的區別。典權亦與田面權類似,都成為富有特色的土地產權形態。

  法人產權是私有產權的衍生拓展形態,反映了私有產權制度的發育程度。諸如家族、宗教寺廟、書院私塾、公益機構、慈善組織和各類工商、金融、文體及娛樂業的“會”“社”等,通常都擁有自身的土地與財產,自成一個產權單位、交易單位與納稅單位,具有整體性、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等特征。在中國傳統文獻中通常稱為“公產”,與政府所有的“官產”、私人所有的“私產”相對應。

  國有土地歷代都存在,通常是不能交易的。只有當國有土地私有化時,才可以進行交易,但此時其性質也轉變成了私有或法人產權,這種情況在每個朝代都不觧見。但總的趨勢來看,國有土地的比重是逐漸減少的。

 2、地權交易體系的系統論述

  1.典權及其交易

  作為“最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土地產權與交易形態,典權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視,同時爭論紛紜,有的認為是使用權,有的認為是所有權。在深入挖掘原始典契的基礎上,筆者以經濟學分析發現,典是約定期限內土地經營權及其全部收益與利息之間的交易,而不是表面上的“租息相抵”。典是一種占有權形態的財產權,能夠形成擔保物權的功能。也就是說,典是土地占有權與資本利息之間的交易,既不同于所有權轉讓的買賣,也不同于作為使用權交易的租佃,由此澄清了以往的認識誤區。出典方實際上是將未來土地權益變現獲得貸款;承典方獲得約定期內的占有權,可以根據自身的偏好與需求,選擇典田的經營收益(自耕)、投資收益(出租),或變現未來收益(轉典)。承典人可以出租,包括租佃給出典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農三者依托市場交易構筑的共享地權格局,突出地揭示了傳統地權市場的特征與取向。

  2.多種地權交易形式及其辨析

  不同層次的土地權利都可以進入市場,不同時段的土地權利也都可以進行交易,于是形成買賣、典、押租、租佃及抵押、胎借等多樣化的地權交易形式,至明清時期形成了地權交易體系。依使用權、占有權、所有權之序,土地權利越大,收益越高,交易價格就越高。

  多層次的土地產權、多樣化的地權交易形式,具體而言相對復雜,以往頗多歧義、紛爭與認識誤區,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論解釋框架。筆者關于土地權利的不同層次與跨期調劑的分析框架,明辨各種地權交易形式的功能,特別是彼此差異與相互關聯。

  典脫胎于賣,唐宋時期“典賣”連用,交易規則、納稅手續尚未徹底分清,典主要通過“合契同約”契約形制與產權交割時的“田骨”存根來與“賣”相區分。清代二者進一步明顯分離,同時所有權的“賣”又分解出“活賣”與絕賣;钯u的性質是所有權交易,活賣能夠回贖,但只是一種優先權,典的回贖則是交易結束的環節。

  租佃是使用權的交易。一般租佃是后付租金,押租則是部分預付租金。佃與典之間存在土地權利的遞進關系,押租最大化時接近于典,如圖1所示,唯不能形成擔保物權。如果把押租視為對土地使用權的投資與購買,那么,權能進一步拓展的田面權,所獲得的權利與典相似,也是一種財產屬性的土地占有權。

  典與抵押都能形成擔保物權,但土地抵押通常是短期性貸款,地權轉移風險高,典權交易則有效地緩沖了地權的最終轉移,因而受到民眾青睞與政府肯定,這也是典在地權市場長期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以上辨析揭示了不同地權交易形式之間的相互關聯與邏輯體系。地權交易體系滿足了要素市場行為主體的多樣化偏好與需求,降低了地權交易特別是所有權轉讓的系統性風險。在此基礎上發育的地權市場,有利于個體農戶獨立經營能力的增強,并促進傳統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3.地權制度的演化過程

  從戰國秦漢以來地權交易形式日漸增多,土地產權形態日漸豐富,唐宋典權,宋元永佃制,明清出現田面權、押租、活賣。其中典權從宋代到清代的演進與差異突出反映了地權交易規則從自生自發產生,到逐漸完善和規范的過程,社會認知與政府管理亦隨之變化。

  宋代處于典權發育之初,其表現相對簡單,也因此易于把握典之本原;清代典權的發展衍生出復雜多樣的形態與表現,其派生的權利逐漸顯性化,不再像宋代那樣被禁止,但也可能因此而掩蓋或曲解典之本原。

  第一,典之本原。宋代“典需離業”,田地控制權與全部經營收益在約定期內的轉讓,這是典權的本原與核心,但在清代典權表現形式的多樣化與復雜化可能反而茫然迷失典之本原。

  第二,典之派生權利與多樣化表現,突出地表現在典田使用權的處置,宋代與清代各有不同的認識誤區都與之相關。

  第三,宋、清兩朝關于典權交易的政策和規定的不同,也是與上述規則相配合的。宋代典田交易需要過割田賦,納交易稅,典契形制也相應采取合同式以便回贖時“合契同約”。清代管理則簡約化,長期免除典稅,不必辦理田賦過割手續。合同式典田契約也多改為單契形制,也適應了清代典田后續交易或相關交易形式的增加,原契原約上就可以轉典、添典、加典及加找等。

  凡此現象與差異,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關聯與配合,可以彼此印證的,具有內在的邏輯,形成了解釋框架,典權演進的階段性差異與特征反映了地權交易規則的演化過程,從而更全面地理解傳統中國的土地產權與交易形態。

  3、地權市場、家庭農莊與傳統經濟的特征

  1.地權市場與個體家庭農莊之間的關聯與影響

  地權市場與個體家庭農莊相互關聯,構成中國傳統經濟兩個最根本性的特征與獨特發展路徑。二者相互促進,彼此強化,提高經濟效率與土地產出,帶動傳統經濟的穩定發展,也抑制了其向近現代經濟形態轉型與變革。這解釋了中西經濟形態演進的差異,也解釋了中國傳統經濟未能源發性走向工業革命的基本原因。

  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以其土地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建立個體家庭農莊,借助市場的要素與資源組合,完成生產與再生產。多層次的地權交易體系,使農戶能夠根據市場價格與風險偏好進行多樣化選擇,以滿足自身需求,并有助于實現當期收益與遠期收益之間的跨期調劑,從而促進土地流轉與生產要素組合,提高經濟效率。典、活賣、押租的回贖機制,有效維護了農戶保障與恢復地權的意愿,壓縮了絕賣和帶有高利貸性質的抵押所容易導致的地權轉移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集中,保障了農戶經營的穩定性。

  個體家庭農莊借助地權市場,具有低門檻、可分割性、可復制性,遭遇天災人禍可以東山再起,新增人口從原有家庭或村莊中分溢出來,可以建立自己的獨立農莊;唯其如此,實行諸子均分制而不是長子繼承制,家庭、土地與個體農莊不斷分割和再生;個體家庭農莊的自我再生性和活力,同時也抑制了規模經營與資本主義經營的成長,新的異質因素不能破繭而出,而原有的本質卻被不斷強化。

  西歐前近代的變革主要來自莊園體制外的新生力量。由于個體農戶獨立經營的能力弱,農民對莊園的依賴性強。同時,莊園具有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這與其產權屬性相關,也與莊園農牧結合的經營方式相關。因此,莊園的新增人口分溢出去,或長子繼承制下的其他后代,就可能難以建立自己的農業獨立經營,在莊園之外存在和發展,推動新質素的成長,進而發生質變。

  2. 重建佃農理論,反思“自耕農最優論”

  租佃與地權交易使得稟賦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得以進行有效的合作,提高了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和使用效率,帶來不同階層的變化和經營的變遷,從中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流動性。

  關于佃農,以往通常認為,佃農為地主而勞動,其性質類似于雇農,所獲報酬也與雇農工資相當,這一成說使經濟解釋與歷史認識陷入誤區。實際上,明清佃農已經具有較大的獨立經營性質,通過人格化與市場化的渠道將家庭的、地主的、市場的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創造財富,形成多樣化的農莊形態。佃農支配剩余索取權,在不確定性中獲取企業家才能報酬與風險收益,其對土地與農莊投入的未來收益可以通過交易變現。凡此種種,雇農都與之無緣。正如當今的創業者,并不是自己擁有資本、土地、勞力或技術,而是通過市場整合這些生產要素與資源建立企業去創造財富。地權交易與租佃制度之下生產要素流轉、選擇與配置所推動的經濟效率和土地產出,是佃農經營與小農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

  自耕農制度公平而具有效率,租佃制度下佃農受到地主的剝削且效率較低,這一傳統主流成說受到史實與理論的質疑。在自由市場的情況下,地權結構取決于交易費用以及制度總盈余的高低。利用最優所有權結構理論分析自耕農、租佃和雇工的制度總盈余,認為土地最優經營規模、技術水平、土地稟賦、市場狀況等都會影響地權結構的選擇,自耕農并不一定是最優的。統計方法檢驗農產品市場化程度、運輸成本以及土地經營規模和地權分散程度對租佃率的影響,將近世自耕農與佃農的生產規模、利潤等指標進行統計和比較后發現,租佃經濟在很多方面表現出優勢,其原因在于租佃制使土地的資產功能和生產要素功能分離,使土地經營面積不受土地產權面積的制約,并且也實現了對耕者的擇優。

  3.法人產權、民間組織與基層秩序

  如果說土地私有產權是農民獨立經營的基石,那么法人產權則是民間組織獨立發展的基礎,二者共同構成傳統社會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有機體系。

  以各類民間組織為代表的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微觀主體普遍存在于基層社會與公共領域。它們擁有獨立的財產,特別是具有未來增值收益的田產與基金(會金),以供長期運營。這種獨立的財產屬于法人產權,具有排他性,具有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并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法人產權不僅存在于橋會、義渡,也廣泛存在于水利會(閘會)、工商業會館、行會,及秘密會社,更普遍存在于家族、寺廟、書院及慈善救濟機構中,成為凡此民間組織獨立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可以不依賴于強權而長期存在與發展。

  法人產權的微觀主體,形成了有效的組織體系與治理結構,運行公開透明,向社會與利益相關各方負責,有明確的章程與制度保障,能夠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有效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僅與其經濟利益直接相關,而且與當時的宗教、倫理與道德相配合,理事甘心付出,傾情投入,雇員努力工作,同時嚴格的條例與民眾的監督,約束他們無法也不能中飽私囊或消極怠工,有效地克服了尋租與腐敗現象。

  簡言之,獨立的法人產權,明確的章程與規則,有效的治理結構,公開透明的運作,社會與經濟利益的激勵,民眾的監督與約束,凡此構成傳統中國民間組織的制度安排。政府通過民間微觀主體對基層社會實現間接管理,這些微觀主體成為公共領域的主導力量,提供基層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與公共服務。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微觀主體的基層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使政府權力部門得以低成本地實現和維持大一統。

  4、近代以來地權制度的變化與認識誤區

  近代地權制度與秩序受到強權與暴力的破壞,造成晚清民國社會經濟的動蕩與衰落,但人們歸咎于產權制度本身,特別是感性地推斷地權自由交易導致土地兼并與集中,近二十年來經濟史學界的前沿成果實際上論證了這種傳統觀點被明顯夸大。

  1.土地占有狀況的檢驗與分析

  地主富農占有多少土地,是近代地權分配的重要指標,也是對土地產權制度與近代經濟的一個基本判斷,然而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礎數據。土地改革進行了全國范圍的詳實普查,雖然并未公布全國準確數據,但為統計工作奠定了基礎。筆者以土改普查數據為主要依據,考證了土改前夕農村前10%的富有階層占有土地的比例,南方各省的準確數據為30%左右(±5%),而北方低于這一水平。如果考慮田面權、永佃權及公田等土地權利的占有狀況,更低于這一數據所呈現的水平。也就是說,農村富有階層占有30%左右的土地所有權,但其土地權利與收益則是與其他階層所分享的。

  土地集中現象與趨勢被夸大,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們認為這是自由交易所必然導致的結果,缺乏令人信服的學理分析使人們忽視了抑制和對沖地權集中的負反饋機制。

  地權集中的對沖因素,或地權分散的因素與機制,除了為人熟知的諸子均分制之外,還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一,交易形式越多樣化,越有可能降低系統性風險,如回贖機制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延緩地權的轉移交割,為農戶度過時艱、恢復和重建農莊獨立經營提供了可能。其二,土地占有狀況,不能僅看所有權,還要看占有權,廣大中下層農民擁有田面權、典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其三,族田、寺廟田、學田、各種會田、社田等法人產權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土地占有的不平均,如廣東福建的公田比重可達30%左右。這些制度安排使農戶個體經營獲得持久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集中與兼并。

  2.平均地權:歷史與現實的省思

  “平均地權”自孫中山提出政治口號以來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潮,并在20世紀中后期在全國范圍內付諸實踐。1949-1952年土地改革運動是一次土地所有權平均的強制性變遷,歷1950年代后期以來的集體化運動,再到1981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是土地使用權的平均分配。

  無論是所有權的平均,還是使用權的平均,在女性出嫁、家庭人口成員結構變動、人口流動、耕作能力等變量的影響下,初始的平均狀態很快被打破;加之其他變量的影響,很難維持土地與勞動力的動態結合。21世紀轉向鼓勵土地流轉,意味著農地由政府配置轉向強化市場配置的作用。

  從學術的角度,平均初始狀態之后地權狀況如何變化,這是極其難得的經濟“實驗”與研究素材,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盡管關于平均地權與每一次土地制度變革的成果很多,但貫通性的系統考察卻有限。從現實來說,每次變革都對中國社會經濟與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對當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鑒與啟示,以把握改革的取向與基本思路,而且從變遷中總結中國特色的歷史內涵,總體性把握中國社會、經濟等各層面的變遷和特征。

  事實上,自耕農最優論、租佃制不公平與低效率論、平均地權等20世紀的主流思潮,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場思維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產要素不流動前提下的靜態思維,在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強烈刺激下成為主流思潮。

  3.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轉型的困境與認知

  擁有土地產權并通過交易去創造財富,可以說是一種樸素天性,在傳統中國民間得到了釋放,但到了近代,卻迷失于落后挨打的混亂之中。人們感性地將貧窮落后歸咎于——土地私有產權導致地權集中,造成農民破產流亡與貧困,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導致經濟失序。只有通過政府控制資源與配置資源才能走出混亂,實現富國強兵,凡此成為20世紀的主流思潮。然而細繹之,近代中國經濟凋敝,主要的經濟外原因是長期戰亂,而經濟內的根本原因則在于傳統經濟向近現代經濟轉型(或農業經濟的工業化轉型)的失敗。

  許多學者提出這樣的假設:如果中國能像英國一樣源發性地產生工業革命,應該就能避免落后挨打。與此相似,不少學者也探討了法國、西班牙、印度、穆斯林世界為什么沒有產生工業革命的問題。事實上,英國之外的其他地區,都是通過學習和模仿“英國模式”而實現工業化的。沒有出現自發性的工業革命,并不能由此說明中國傳統經濟的停滯與缺乏活力,更不能以此全面否定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比較中國與西歐前近代的產權形態與經營方式,發現傳統中國的特征——基于土地私有產權與市場交易的個體農戶經營,具有低門檻、可分割性、可復制性、易恢復性,造就了農業時代龐大的農民中產階段,形成了經濟與社會的相對穩定。這種穩定性和本質屬性的自我強化,另一方面卻抑制了變革和異質因素的成長。由此解釋了中國傳統經濟的本質特征及其與西歐經濟發展道路的分異。

  通過近千年來傳統土地產權制度的系統考察,重新審視地權制度與傳統經濟,反思一些影響頗深的既有成說,形成了新的認識。同時,對這一不可再生也不可替代的制度遺產的全方位挖掘,對土地產權與多樣化的交易形式進行深入考察,提煉了原創性的學術發現與理論創新,形成了系統性認識與解釋框架。

  本文所論,反思了既有成說,但并非有意標新立異,而是將自己的觀點建立在自成邏輯體系的解釋框架基礎之上。對相關問題所做的解釋,并不是以某種理論的推導,也不是模型的演繹,而是來源于還原歷史事實基礎之上的新見。獨具特色的傳統地權制度遺產,對當前市場化的農地制度改革具有借鑒價值。當前所進行的市場經濟建設,是具有特定的傳統制度與文化基礎的,只不過這些制度遺產,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相反長期被忽視甚至被扭曲。本文將這些寶貴的遺產清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由此也更顯示出其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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