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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幼文:要素流動下世界經濟的機制變化與結構轉型
作者:張幼文      時間:2020-06-03   來源:《學術月刊》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主題與趨勢。今天我們不僅要從統計和表現上認識這一現象的內涵與影響,而且要從經濟學原理上研究其微觀機制與宏觀特征,由此才能認識全球化經濟與此前世界經濟的差別,認識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矛盾的成因,認識各種復雜現象下各國得自全球化的真實收益。研究表明,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對當代世界經濟運行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要素流動:全球化經濟的形成及其本質特征

  今天的世界經濟是一個經歷了全球化歷史發展的世界經濟。分析這樣一個世界經濟的規律與特征不在于闡明全球化的表現,而在于揭示全球化經濟形成與運行的核心機制。

  (一)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全球化經濟的形成

  縱觀世界經濟五百多年來的發展歷史,經歷的是一個從商品的國際聯系到資本的國際聯系的過程。地理大發現是世界經濟的起點:沒有對這個星球的認知就沒有此后任何意義上的世界經濟。對殖民地的貿易本質上是強權下的掠奪,而不是經濟上的分工。商品意義上的國際聯系起源于大航海時代,海上貿易把有著歷史發展和稟賦差異的各國聯系起來。工業革命后先進國家不斷推動國際貿易,從靠炮艦打開它國門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自由貿易體系,商品貿易的國際聯系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得到不斷推進。

  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質的飛躍產生于國際直接投資。20世紀70年代起各國普遍選擇開放型發展道路,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各國經濟之間的聯系從商品擴大到資本。國際直接投資日益成為與貿易同樣重要的國際經濟聯系。投資可能是為跨越貿易障礙而進入對方市場,也可能是為利用東道國條件提高國際競爭力。

  從經濟學意義上看,貿易與投資這兩種國際經濟聯系有著重大的區別。貿易是各國產品的交換關系,是各個獨立的國民經濟的外部聯系,而投資則是資本的國際流動,是在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生產過程。投資使各國的生產過程不再具有獨立性,國與國之間的聯系從生產過程的外部聯系和后端聯系發展成為內部聯系和前端聯系。

  在這里,國際直接投資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資本是載體,國際直接投資并非貨幣資本的國際轉移,資本市場的投資才是這種性質。在綠地投資情況下,投資是跨國公司的產品設計、品牌、技術、管理、全球供應鏈直至國際市場營銷網絡從母國向東道國的轉移,是以資本為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從世界經濟的視角看,這是一個全球資源配置過程。這一過程具有深刻影響,因為它使各國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弱化,而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增強。在貿易條件下,各國之間的聯系是生產過程后的聯系,各國經濟從資源配置到生產過程依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產品交換形成了各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外部聯系。然而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卻從整個經濟過程的起點,即資源配置開始創造了一個新的生產過程。世界經濟已是一個新的系統,而不再是各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外部聯系。當然貿易也會反過來影響一國國內的資源配置,即生產要素從進口部門轉移到出口部門,更多要素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集聚。但是一國內的要素流動可能優化資源配置,卻不能改變一國的要素結構與要素總量。各部門間要素替代的不完全性限制了這一流動。要素的國際流動則不僅會改變一國要素的總量與結構,而且因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而使配置優化達到更高的水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世界經濟不再是國民經濟的總和,而已經發展成為全球化經濟。

  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即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與生產一體化。其中生產一體化就是多國的生產被納入跨國公司一個實體之中。金融國際化包括各國金融市場上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和各國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從相互關系上看,金融為貿易與投資提供服務。

  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在一個經濟系統中,資源配置機制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是整個經濟過程的起點。因此,認識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規律是認識全球化經濟的起點。研究表明,正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機制決定著全球化經濟的各種特殊現象與矛盾。

  (二)投資超越貿易,傳統貿易形成的條件發生根本變化

  從歷史進程看,世界經濟從貿易型發展為投資型,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機制。20世紀70年代起國際直接投資的大發展是這一轉變的起點。在這以前的數百年中國際投資也存在,但性質卻并不相同。殖民時代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投資是在后者無主權條件下前者的擴性行為,是宗主國為了長期經濟控制和掠奪而進行的市場開發,是在政治強制下建立的不平等分工。19世紀末開始的歐美國家之間的證券投資和借貸是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而不是綠地投資意義上的生產的組織。20世紀70年代起的國際投資是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行為,是跨國公司以資本為載體進行的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由此形成國與國之間新的生產分工與合作。在政治平等關系基礎上資本引進是東道國發展戰略的需要,母國市場拓展的需要,也是各國經濟開放從貿易型擴展到投資型的需要。

  世界經濟是從各國間商品貿易開始的,投資超越貿易使世界經濟發生了一次歷史性的變化。投資超越貿易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投資替代貿易,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并在當地銷售,使其跨越了在母國生產再向東道國出口的地理與關稅障礙。二是投資創造貿易,因為跨國公司把生產企業設在東道國,利用東道國的勞動力等,提升了東道國的出口能力。三是投資改變貿易,國際貿易從原來的最終產品貿易發展到零部件貿易,跨國公司進一步把貿易發展為產品內貿易,不僅零部件貿易更加深化,而且貿易關系成為公司內貿易。從數量和比重上講,投資超越貿易不是全面意義上的,而是局部意義上的。但是它不僅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全球化,是貿易發展形式的因果關系,而且在相對比重上日益上升。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企業采用跨國經營方式,跨國公司生產在母國外的比重日益增長。因而投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顯示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和新的機制。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國際直接投資所包含的要素流動的日益增加,傳統國際貿易形成的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指出了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要素稟賦理論指出了貿易的要素密集性特征與本國要素結構的關系。這兩種理論所分析的前提都是不存在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要素流動一旦發生,各國的比較優勢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也就發生了變化,兩種理論的結論也會發生變化。由于投資部分地替代、創造和改變了一國的貿易,因而一國的整體貿易結構不再是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的反映。由于要素流動,勞動力富裕國家可能大量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完全依靠國內比較優勢或國內要素供給的產業上貿易依然在發展,但由于要素流入改變了國家的整體產業結構和要素結構,完全依靠國內優勢和要素的產業條件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外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了國內的勞動力,并且提高了勞動工資的水平,結果是一國的出口出現了技術密集型產品,而勞動力稟賦在原來出口產業中的成本上升。又如,外資流入建立起一個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原來國內比較優勢較弱的產業就會在出口序列中被擠出?梢,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仍然會發揮作用,但卻因為國家的產業比較優勢結構和要素供給結構發生變化,貿易結構也會發生變化。同時,本國要素的流出會改變國內的要素結構與數量,比較優勢產業也會在東道國生產而不再從本國出口?傊,在要素流動條件下,決定一國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的條件發生變化,由此決定的完全基于本國要素的貿易會發生變化,整體貿易結構包含外國要素更不再是本國比較優勢和要素結構的表現。

  可見,投資超越貿易使貿易與投資融合發展,但投資成為貿易的決定因素,貿易與投資不是平等的兩類對外經濟關系。曾經成熟而普遍適用的貿易原理被要素流動改變,脫離要素流動的貿易分析不再符合現實。企業內貿易理論和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事實上是企業全球化經營的決策理論,是投資決定理論,只有在投資的意義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些理論。

  (三)生產要素細分及其流動性差異

  要素流動是全球化經濟的微觀基礎,因而對要素流動規律的分析是分析全球化經濟各種現象的前提。要素分類的細化與要素流動性差異的比較是問題的核心。

  首先從自然形態上看,生產要素可以分為三類,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這一分類為我們提供了分析的起點,但沒有回答問題的全部。

  從技術形態上看,每一類要素都需要按部門技術特性細分為許多小類。經濟學一般不對此進行細分,假定每一要素都可以在不同部門間使用。事實上每一要素都具有一定的技術特征,由資本投入形成的技術專利只能在本部門使用,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很難跨部門流動,土地首先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可能被使用的范圍,因而要素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經濟學分析指出資源配置是要素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其中的無障礙只能是一種抽象和假定。在貿易理論分析中,進口部門的要素可以順利地轉移到出口部門同樣也只是一種假定,現實經濟中顯現的困難表明這種假定是脫離現實的?绮块T轉移可能性最大的是貨幣資本,但其轉移也是不完全的,因為企業一般不會向自己不熟悉的部門投資。生產要素的技術差異表明,各國間的三大要素總量差異并不是要素流動的決定因素,具體部門的要素差異及其相互匹配才可能決定要素的國際流動。

  在按技術差異分類的基礎上還應當對要素進行等級的分類。同樣是資本投入創造的同類技術有著顯著的等級差異,如軟件、芯片;同類技術性勞動者有著水平能力差異;商業用地的級差地租正是其中差異性的表現。不同等級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期資本投入的結果:更高的技術來自更多資本投入研發;高級勞動力靠更多人力資本投資才能形成;級差地租的背后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要素等級差異來自該要素培育的成本差異,也就決定了該要素使用的回報差異。高級要素高價格,低級要素低價格,要素價格就是要素所有者的收益。這是要素流動下各國收益分配關系分析的基礎:要素流動形成各國間要素合作下的生產,各國從中獲得的收益決定于其提供的要素的等級。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對要素的上述三層次分類是對要素流動下各國收益分配研究的關鍵。

  最后,要素的流動性差異是全球化經濟空間格局的成因。要素可分為易流動的和不易流動的兩類,兩者還都有程度上的差異。其中土地是完全不可流動的,而貨幣資本最易流動,但受各國資本管制政策調節。技術易流動,但敏感技術受政治影響,核心技術受企業戰略影響。高級人才各國都有吸引政策,但低級勞動力大部分國家限制流入,等等。這些決定了全球化經濟中要素流動的基本方向是易流動要素向不易流動要素所在地流動,而不可能是相反。這一流向規律的結果是全球產業布局和增長極的形成。這是要素流動微觀機制從根本上影響宏觀表現的原因。

  上述分析使我們看到要素細分對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意義。資本流動絕不只是各國要素相對數量差異的結果,按技術差異的細分才真正決定了投資的可能。全球化經濟中的收益分配和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諸多問題都可能從生產要素的等級與流動性差異上找到答案。

  價值鏈分工、要素合作與

  國際收益分配中的要素屬權

  經濟學揭示了基于市場運行的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國際經濟學揭示了基于貿易聯系的國際分工的基本機制。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和貿易型世界經濟相比,全球化經濟在微觀運行上產生了四個意義上的機制變化。

  (一)國際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化到產品內價值鏈,要素合作成為國際經濟聯系的核心,貿易是國際聯系的歷史起點

  在各國歷史文化和自然稟賦差異的基礎上,貿易造就了互通有無的國際聯系。當時的貿易結構很大程度上是在各國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存在任何力量推動下的分工。國際分工產生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使先進國家產品涌流,從而產生了對原材料與銷售市場的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最初的分工主要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間的分工。多個國家走上工業化道路后,保護貿易成為后起國家的戰略選擇,否則不能維護本國新生的幼稚工業。不同國家的不同工業化結構使各國在工業的不同部門中擁有比較優勢,貿易的互利性促進了部門間的生產分工。各國不同部門生產率相對水平的差異是分工的基礎。市場的不斷擴大使產業規模經濟效益日益顯現,特別是現代大工業產品如汽車等的規模效益十分明顯,這就促進了工業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自由貿易水平較低的國家傾向于建立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隨著現代產品的日趨復雜化,零部件生產的國際分工更為有利,但這仍然不是產品內的分工,因為產品從研制到最終生產基本上由一個國家完成。

  價值鏈分工是一個產品內部的分工,是把產品各個增值段分布在不同國家的國際分工。價值鏈分工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產品價值鏈較長。典型的如現代電子產品,從設計、研發、核心零部件生產、一般零部件生產、組裝、營銷到售后服務等多個階段。

  第二,分工由跨國公司通過國際投資構建。雖然產品的部分零部件仍然可能通過國際市場采購,但是在價值鏈分工下產品從研發到售后的主要階段是由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布局的。產品增值的各個階段由貿易關系連接起來,但實際上這只是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

  第三,分工的各個階段的差異核心是所需生產要素的不同。如在產品設計階段需要的是社會文化型和市場分析型人才,在研發階段和在核心零部件研制階段需要的是科技型人才和科研合作網絡,在產品組裝階段需要的是加工型勞動力和生產廠房,在銷售階段需要的是營銷型人才和貿易金融等服務。產品增值各階段上要素需求的差異性決定了它應當在不同國家完成。在這里,要素結構、數量和要素使用的經濟社會環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分工不取決于要素在自然形態上分類的數量,也不取決于一國產業部門上的比較優勢,而是取決于按技術特征分類的要素的絕對優勢以及社會經濟環境。

  第四,要素流動是實現不同國家價值鏈組合的條件。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歐美國家研發的產品和技術(資本要素的兩種形態)流入發展中國家,生產加工開始。生產的產品又回到由歐美跨國公司控制的營銷網絡在全球銷售?鐕臼歉麟A段上所需的不同要素的組織者,由此形成的是國際間的一種要素合作。各個國家在價值鏈的不同階段所提供的是不同的要素,因而這一過程也可以被稱為按要素的國際分工,即要素分工。價值鏈分工就是不同要素的國際分工,而要素流動則創造了這種分工下的合作。

  由此我們看到價值鏈分工與產業間或產業內分工的區別。分工不是由比較優勢或規模經濟決定的,而是由要素優勢決定的;分工不是市場競爭的選擇,而是跨國公司經營決策的選擇,在一定意義上有競爭,如各國爭取企業落地的競爭,但這仍然是要素優勢的競爭而不是技術或生產率的競爭。

  “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是學術界對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特征的一種通行描述,然而這一描述不僅在實踐上不能反映中國的特點,而且在理論上脫離了當今世界價值鏈分工的本質。比較優勢論是對各國產業間分工或產業內分工原理的說明,因為各國在各產業間或各部門間存在著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同理)的差異,所以一國優勢中更大優勢的產業和另一國劣勢中較小劣勢的產業分別構成了兩國的比較優勢。絕對劣勢產業也可能擁有比較優勢是這一理論的精華,不存在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是這一理論的前提,而產業間或部門間分工是這一理論的對象。這三個基本點在價值鏈分工中全部不同。要素稟賦論是關于貿易結構的要素密集性的理論,以本國充裕要素進行生產從而該類要素密集型產品出口是這一理論的基本點。因此不存在要素國際流動同樣是該理論的前提,否則一切分析都將沒有意義。在要素稟賦論的發展中,研究集中在更多使用的要素國內價格會上升,即該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會提高,對此采用了“要素流動”的概念,但事實上這里指的是要素借助產品的間接流動,而非國際投資中的直接流動。如果出現了當代意義上的要素直接流動,那么要素稟賦論的全部分析也就沒有意義了。于是我們清晰地看到,“發揮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提法把兩種根本不同的理論和貿易模式的概念合在一起,在理論上是混亂的,在實踐上是脫離了價值鏈分工根本特點的。價值鏈分工的核心是直接投資和要素流動,兩種經典理論在此不適用。價值鏈分工的前提是各國要素的絕對優勢,條件是要素流動,效應是要素稟賦變化,結果是貿易不再反映任何一國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從中國開放后的發展過程看,一開始我們就相信了這兩種理論,前者告訴我們貿易開放更好,后者告訴我們要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但事實上中國的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很難出口。然而外資引進后中國開始生產知名品牌并由外資銷售后,出口便飛速發展。這一過程就是外資的要素流入。因此,只有運用要素流動理論我們才能確切說明當代價值鏈分工。

  (二)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企業是經濟運行的微觀主體,企業行為是經濟學進行微觀分析的對象。企業的產品創新、技術開發、經營規則、組織模式、戰略決策等等,決定了一國經濟的基本機制。

  在國際經濟學的前期研究中,理論的關注點是國家和產業而不是企業。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結構、要素結構、產業結構等決定了該國的對外關系。貿易理論的發展進入到企業層次不是理論本身進步和深化的結果,而是對現實世界投資超越貿易的反映。公司內貿易理論是貿易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它說明了所謂國際貿易實際上是同一個公司在兩個國家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很清楚這就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試圖回答為什么企業會選擇出口而不是國內銷售,選擇對外投資而不是國內投資。顯然,如果按照傳統貿易理論一國所有企業的條件是相同的,不會出現這種企業間差異,差異只能以整個產業出現,因為這符合比較優勢或要素稟賦。異質性企業理論的關鍵發現在于企業擁有特殊優勢,不能用一國整體的比較優勢或要素結構來說明。顯然,運用本文的上述語言來表達,那就是特定的生產要素優勢,即在技術與等級意義上分類的要素優勢。正是這些特定要素優勢決定了企業國內銷售和向外出口哪個更為有利,對外貿易方式和對外投資方式哪個更為有利。

  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是當代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企業行為。在傳統認識上國際投資是各國間資本數量差異的結果,資本從充裕國家向稀缺國家流動。從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實看,這最多只在證券投資和國際借貸中可能有意義。當代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企業要素優勢的結果而不是資本的相對充裕,先進國家普遍情況是國際直接投資同時存在著流入和流出兩種情況證明了這一點。于是我們發現,當代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理論分析了對外投資發生的原因,這些理論來自各國各個不同的案例,而它們的共同點都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在于跨國公司擁有特定的要素優勢,或投資可獲得東道國的要素優勢從而增強公司的整體優勢?鐕究赡茉诩夹g上或產品上有著特殊的優勢,可能通過投資獲得當地資源或市場而形成綜合優勢,或者因國內要素條件變化只有到國外投資才能形成企業優勢。

  由此我們發現跨國公司與一般國內企業的區別,跨國公司對產品從研發到售后的各個階段進行劃分,根據產品價值鏈在各個階段上所需要的核心要素的不同,把該階段的價值鏈放在最有優勢的國家。國內企業與此相比不具有這樣的經營方式選擇。國內企業只能根據國內既有的要素價格進行配比選擇,更多使用勞動還是資本,選擇更低的地價而付出更高的交通成本或者相反。國內某些要素供給的缺乏使企業沒有任何選擇,如研發條件,產業配套等,但跨國公司卻可能對此作出選擇。在生產的成本收益上,由于對各個要素都作出了最高性價比的選擇,跨國公司可能使產品達到全球最高的性價比,而這在國內企業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跨國公司是全球要素合作的組織者,另一方面,它也因此成為全球資源配置優化的實踐者。從全球范圍看,因為跨國公司資源配置更加優化,全要素生產率大大提高。這不是像國內企業那樣來自要素本身的升級,而是來自對它們的組合。在傳統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上,產品競爭的核心是成本和價格競爭,而跨國公司把它拓展為全價值鏈的組織競爭。人們往往會說中國只能通過吸收外資承擔靠低端勞動力的加工組裝。然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企業卻通過向歐美國家投資,把價值鏈的研發段放在這些國家并把高技術含量的芯片出口到中國,構建了另一種結構的價值鏈分工,而其所體現的價值鏈區位選擇原理卻是一樣的。

  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提高著全要素生產率。在國內企業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靠的是要素質量的提升,在一國之內這種努力總是會有一定限度的。在國際貿易中,分工創造生產率。各國要素集聚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整體生產率和產出提高。這一原理作用的限度在于,要素在各部門間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進口部門的失業勞動力不是全能轉移到出口部門中去的?鐕緡H直接投資是一種逆向的資源配置,是生產向要素靠攏而不是要素向生產靠攏:價值鏈的核心要素片段放在該要素最有優勢的國家,由此提高整個產品的生產效率。在各國普遍選擇開放型發展道路的今天,除了少數敏感部門外,這種資源配置的成本相對較低,大多數產品的生產效率因此而提高。

  巨大的研發成本需要分攤到每一件商品的生產中,有限的國內市場經常會限制這種產品的生產,過高的單價會使市場難以形成。出口突破了這一限制,但也會因為貿易障礙提高價格?鐕就顿Y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成本現象,即在母國成熟的產品再到東道國投資生產的研發成本為零,因為子公司可以直接使用母公司的技術乃至品牌,這就使東道國該產品市場得到迅速發展。這也決定了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因素,研發投入在這樣的市場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回報?鐕疽矔虼嗽谕顿Y中更多選擇獨資而不是合資,因為這樣由投資產生的回報更可能獨享。

  由于上述各種原因,跨國經營日益成為當代世界經濟中的基本經營模式。一些統計可以說明這一點,其中包括跨國公司生產對全球生產占比、公司海外生產對全部生產占比、公司類貿易對全部貿易占比;一國外資企業出口對全部出口之比,等等。

  (三)基于要素流動的不完全競爭市場

  市場結構是微觀經濟學的一個主題,在貿易型世界經濟中國際市場基本上是完全競爭的,部分領域也會出現壟斷或寡頭壟斷,如資源和高技術產品。

  在投資型世界經濟中市場特征發生了重要變化。首先是出現了企業內部市場,公司內貿易就是這樣?鐕景褍r值鏈的各個片段放在不同國家,其交易采用的是內部轉移價格,以減少稅收等負擔。東道國加工的最終產品的交付也會被跨國公司控制在較低價格上,以便使更多利潤轉移到跨國公司自己的營銷部門。轉移價格背離了市場競爭形成價格的原理,公司內市場本質上不是一個市場,盡管它采用了國際貿易形式,會進入國際貿易統計之中。這種價格機制會改變各國的貿易增加值從而改變其在分工中的收益。

  國際投資中的要素流動是一個特殊的要素市場,這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非貨幣形態的資本要素如技術品牌等的差異性決定了這一點,東道國的發展戰略、開放度及消費者偏好等都會影響外國投資者的競爭。東道國的土地是不流動的,低端勞動力流動性較差,在各國各地區的引資競爭中會出現政策競爭與廣義投資環境競爭,而不完全取決于兩種要素本身的價格。市場準入是跨國公司投資的首要決定因素。影響這一點的有東道國的開放戰略,雙邊投資協議的開放度,同時也包括母國對敏感技術流向特定國家的控制等。

  從廣義講,要素流動有四種模式:(1)交易模式。表現為專利技術等要素市場的直接交易,價格競爭比較充分,過程比較透明。(2)投資模式,典型的是合資?鐕就ㄟ^與東道國談判對技術作價入股。在獨資形式下技術并未作價,更未交易,跨國公司擁有全部收益的權利。產品和技術上的先進性,投資對國民經濟的直接間接貢獻,可能的技術溢出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的影響等,決定了東道國引資政策的優惠力度。東道國提供的優惠水平事實上構成了其與跨國公司的收益分配關系,是要素流動市場的一種特殊機制。(3)技術轉讓模式。技術轉讓可能是投資協議的一個內容,如市場換技術。技術轉讓是否作為投資準入的一個內容本身是可以在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政府的談判中進行的,轉讓是一種交易,本身就是一種雙方的市場選擇而并非一定是強制。(4)并購模式。一國企業通過國際并購獲得東道國的企業,同時也相應獲得其擁有的技術、營銷網絡等要素。這同樣是一種市場,但是也受到一些國家以安全等理由對并購案的否決。

  要素市場是一個扭曲的市場,這里特別指的是以國際直接投資為載體的要素流動意義上的要素市場。要素流動的市場性質在于,要素流動的目的是獲得要素收益,各種非市場的因素影響了要素收益的市場水平。進入投資型世界經濟后,特別是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引進外資的發展模式后,引資的政策競爭日趨激烈。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國家投資環境整體較差,以優惠政策減少外資的制度成本便成為主要選擇。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中還表現為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策競爭。政策競爭的結果是政府優惠力度的增強,從而外資各種要素的收益提高,如技術收益提高,外企高管稅收優惠,出口政策激勵等,相對而言東道國的勞動收益下降,政府稅收下降。政策競爭導致政府放松環境保護約束,外資在環境低門檻國家落地,該國付出的是環境與社會成本,提高的是外資要素的收益。土地價格、勞動保障條件和稅收是政府可能影響的,政策干預的結果就是東道國的要素價格下降。投資環境不利而用政策激勵來彌補便導致投資這一隱蔽的要素市場價格扭曲。

  (四)各國對外經濟關系發展收益復雜化,要素所有者屬權收益屬地化隱蔽化

  一國得自對外貿易的收益是國際經濟學長期討論的主題。一些研究注重國際市場價格機制,壟斷與供求關系對價格從而對收益的影響。另一些研究注重貿易對本國不同要素所有者收益的差別,要素稟賦論中要素間接流動的研究就在于回答貿易對收益的影響。貿易政策的研究則聚焦對不同部門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從要素收益意義上講,出口部門的資本和勞動都是受益者,進口部門都是受損者。從數量關系上講,一國出口規模越大收益就越高。

  在不存在要素流動的情況下,貿易收益就是一國的收益,生產的增長就是本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但是,要素流動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原理。出口增長可能是外資企業的收益,生產增長也可能是外資企業收益的增長,但事實上卻是外國要素與本國要素的共同收益。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收益分配問題由此而復雜化了。

  探索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原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創的主題。與重商主義把收益歸結為流通不同,古典經濟學把價值創造歸結為勞動,同時又說明土地和資本從商品價格中得到一部分收益的理由,如土地收益是自然的賦予,資本的收益是節儉的報酬等。新古典經濟學以財富的分配為主題,討論了資本、勞動力和土地三大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證明了一切價值由勞動創造,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只是瓜分剩余價值?傊,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收益分配原理是經濟學的一大主題。這也告訴我們,只有在要素所有者層面分析收益分配才是有意義的,即在要素所有者的國家屬性意義上才是有意義的,而在地域位置的國家意義上討論收益分配已經沒有意義。因為要素流動,要素已經沒有國籍,但要素所有者依然是有國籍的。

  在國際直接投資中,各要素的收益分配遵循的是價格機制,而它又是一種隱蔽的價格機制。商品價格首先取決于生產成本,然而又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要素價格同樣首先取決于該要素的生產成本,同時又受在不同國家稀缺度的影響。高級要素高收益,低級要素低收益,因為要素使用必然要求對該要素形成成本的補償。不同勞動者的工資差異、不同技術的經濟價值差異都是這一原理的表現。中國在外商投資出口中得益較低,因為中國參與要素合作的是低端勞動力,而外商提供的是高級技術和著名品牌。外資所擁有的高級要素在中國可能獲得比在其母國更高的收益,原因就在于其在中國的高度稀缺性。對外開放之初,中國缺乏有技術的產品、品牌和國際市場銷售網絡,所以只能讓外資以此獲得高收益。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下的國際收益分配是由要素價格規律所決定的,而要素價格又是由要素成本和稀缺性所決定的。

  用成本與稀缺度來說明不同要素收益差異,只是表明要素收益差別本質上不是一種分配關系,而是類似于商品價格機制的一種市場力量,但這一類比仍然是不完整的。高級要素高收益絕不只限于獲取與低級要素投入等比例的回報。例如,高級勞動力獲得高工資,工資水平不會只限于其教育培訓費用的補償。高級勞動高收益在于其創造更高的價值。與此類似,資本投資于技術品牌等高級要素的開發收益率也會遠高于低級要素。正是因為資本對更高收益率的追求,人類的技術不斷進步,產品日趨先進,經營管理日益復雜。所以從要素形成成本看,高級要素必然獲得更高的收益率。這一點在現代經濟中十分明顯,科技創新型企業飛速發展。因此,在投資型世界經濟中,發達國家通過高級要素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必然獲得比后者更高的要素收益率。

  人們常常用外資創造的產值、創造的就業和提供的稅收等來證明外資對東道國的貢獻,這種說法證明了開放的成果及積極意義,但是并不能說明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收益分配。從各自的要素收益看,東道國的收益包括勞動工資、土地租金、政府稅收,母國的收益包括所有形態資本的收益、中間產品轉移價格差的收益、出口價格與銷售價格之差的收益等。這些收益關系是隱蔽的,不能在通行統計中體現的,這反映了投資型世界經濟中收益分配問題的復雜性。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貿易型世界經濟中的產業分工已經轉變為要素合作,即多國要素共同推進同一個生產過程。這是全球化經濟收益分配復雜化的原因:經濟統計是屬地化的,即國內生產總值、出口總值,而收益分配必須在屬權意義上說明。不論是出口增加值還是國內生產增加值,都是由不同國家的要素共同實現的,只有把要素的國家屬性分清,才能分清收益的國民歸屬。

  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使資本與勞動關系全球化。一方面要素流動對各國資本勞動的影響是不同的。母國資本因更多投資機會而受益,勞動因喪失崗位而受損。東道國勞動因就業機會增加而受益,資本因受外部競爭壓力而受損。另一方面,母國消費者因享受更低進口商品價格而受益,東道國也因整體經濟增長而獲得更多投資機會。但是正如在各國資本與勞動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樣,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全球化同樣也強化了這一進程。

  全球化經濟的增長機制、發展道路與不平衡規律

  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從資源配置的微觀基礎上改變了貿易型世界經濟的運行,也因此決定了全球化經濟的宏觀結構。與貿易型世界經濟相比,全球化經濟出現了三大結構轉型。

  (一)要素流動創造經濟增長新動因,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結構轉型

  經濟學分析指出,經濟增長有兩個來源,一是內生的,即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二是外生的,即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國際經濟學證明了貿易對增長的積極作用,分工使各國生產分別集中到本國相對生產率更高的產業,從而世界整體的生產率提升;同時貿易使各國市場擴大總需求提高進而拉動國內外生產。

  國際直接投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可以從要素流動的分析上得到更清晰的證明。

  第一,要素流動使母國與東道國的優勢要素相結合,因而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上促進了增長。母國產業向東道國轉移的投資就是這樣。產業園區的開發,使低效的農業用地轉變為高效的工業用地,土地收入和級差地租的上升表明土地得到了更高效的使用。

  第二,國際直接投資是一個要素的增量?鐕緸榱碎_辟一個新市場就會在當地投資,新增投資是東道國增長的來源。市場開發性投資不同于產業轉移性投資,因為從整個世界來說是一項新增投資。

  第三,外來新增投資帶動東道國要素投入的增加。由于外資創造就業,使用當地土地,這常常是東道國閑置生產要素得到使用的過程,是東道國的新增要素投入。中國農村過剩勞動力本質上是閑置勞動力,加工貿易創造的就業機會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大片荒蕪的土地因外來投資得到開發更是一種要素增量。資源開發性投資也是這一類型,因為自然資源得到開發就是土地要素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第四,東道國技術的跨越式進步?鐕景岩呀浽谀竾鴳玫募夹g向東道國投資,或者將先進的生產管理和營銷模式擴展到東道國,使東道國產業實現跨越式進步。對外開放后,歐美日投資將汽車生產流水線放到中國,中國的汽車生產出現了飛躍。

  進入投資型世界經濟后,全球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征是發達國家增長率普遍較低而新興經濟體增長率普遍較高。要素流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一二三次產業逐一發展,先是二產比重提高,繼而又三產比重提高的規律看,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三產比重提高,GDP增長率下降是一個普遍規律,然而要素流動還在其中有著另一種作用。要素流動最主要的是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新興經濟體工業化進程加速了整體經濟增長。工業化又促進了城市化,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三大類最依賴投資的領域同時拉動經濟增長。相反,發達國家因制造業外流,就業下降,政府稅收下降,基礎設施或無新建需求,或無政府投資來源,經濟增長集中在技術進步和第三產業。新興經濟體的高增長也來自要素流入集中在新的出口部門,在吸收更多國內閑置要素投入的同時又創造了巨大貿易順差。以要素流入發展起來的出口部門,不論是加工貿易還是一般貿易,必然是出口大于進口,從而以貿易順差對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增長的不平衡是投資型世界經濟的必然現象。

  新興經濟體的高增長是真實的,但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統計表現出來的國民收入的增長卻是失真的。要素凈流入國家的GDP不是本國國民新增財富或收入的準確表現。正如要素收益是投資型世界經濟各國收益分配的核算原則一樣,GDP的真實歸屬根據要素所有權。流入要素創造的增加值屬于該要素的所有者,因而GDP的這一部分屬于外資。自經濟統計從國民生產總值(GNP)改為GDP后,增加值按照創造企業的所在地核算,外資企業創造的增加值不論其是否匯出仍然計算在東道國的GDP中。作為要素的凈流入國新興經濟體GDP中的一部分屬于外資,本國在境外GDP中的這一部分一般較小。因此GDP代表的國民收入是夸大的。人均GDP的夸大則更為嚴重,因為外資企業中的外籍人員不是本國居民,包含外資創造的GDP是按本國人口總數平均的。這樣統計就夸大了GDP增長對本國居民收入提高的意義。這在要素流出國則相反?傊,要素流動使各國及其居民相對收入增長統計失真,從而使各國國力和居民的富裕水平也會失真。因此,無論是在微觀還是在宏觀意義上,我們都需要厘清要素合作下的投入要素國民屬性,從而在此基礎上核算國際投資的收益分配和全球化下各國的財富增長。

  國民收入失真現象的分析并不否定外資的積極意義。要素流入直接拉動國內要素投入增加所形成的增長是真實的,收益也是本國的。國內新增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包括產業配套,居民收入提高后消費的增長,以及稅收增加帶來的國家能力提升。外資對本國企業形成的競爭壓力意義是正反兩方面的,也因本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不同。

  (二)貿易不平衡成為世界經濟新常態

  微觀意義上要素流動的宏觀結果是增長的不平衡,同樣也是貿易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首先是雙邊不平衡,在一個階段上也會出現一國對世界的不平衡。

  要素流動的規律是易流動要素向不易流動要素所在地流動。這就決定了要素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流動是要素流動的基本方向。當這種流動導致替代出口時,母國的出口必然減少。當流動是為了利用東道國不易流動的土地和勞動力優勢,產品同時面對世界市場時,東道國對世界的出口能力提升,而母國卻需要向東道國進口,母國對東道國的逆差效應因此形成。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出口能力迅速提升,而收入增長決定的國內消費投資能力卻相對較低,因而國內需求上升較慢?梢,要素流動是一場產業布局,全球生產(包括傳統制造業生產和新興產業加工組裝段)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從而出口來源地向新興經濟體集中,而發達國家既是要素流出國,又必然是產品進口國,由此就決定了發達國家成為逆差國,而新興經濟體成為順差國的必然結果。新興經濟體的順差是一個普遍現象。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則是一個典型現象。歐日等國仍然注重制造業的升級和出口能力的提升,而美國則出現了制造業的空心化,低儲蓄率則增強了其逆差效應。中國的典型性在于制造業的集聚和高增長成為世界制造中心,在貿易上的表現必然是貿易順差。特別是加工貿易部分出口永遠大于進口。中國的高儲蓄率又恰恰與美國相反。所以中美兩大國貿易不平衡有兩國的特殊成因,但同時又是全球化要素流動特點下的必然表現。

  這就表明投資型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機制。當投資使世界的生產地向某些國家相對集中時,消費依然由各國的收入水平決定,國際的不平衡是必然的,尤其在代表性的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雙邊不平衡會十分顯著。這正如一個國家中生產中心城市和消費型城市之間的關系一樣,以商品流量來測定兩城市間的關系必然是不平衡的。

  以上分析是基于制造業進行的,服務貿易的特點會增強這一現象。服務貿易雖然名稱是貿易但與商品貿易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特點。服務貿易以四種形態進行,其中首先是商業存在,這恰恰是投資在當地生產銷售,因而反而減少了從母國向東道國的出口。自然人流動會增加流入國的要素投入,貿易效應與商業存在相同。境外消費會體現在國際收支上一國的支出,但卻不會體現在對方國家的出口統計中。只有跨境提供形式上的服務貿易,才會進入雙邊的貿易統計中。因此,類似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會部分地減少商品貿易的逆差,但仍然不能反映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全部。美國在中國設立的服務企業在中國的銷售和自然人在中國提供服務會減少美國對中國服務的跨境提供,中國居民在美國旅游的消費和采購,也不會進入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統計之中。

  雙邊貿易不平衡不是兩國經貿關系整體上收益分配差距的完整表現。雙邊貿易,即使包括服務貿易在內并不是一國從另一國得益多少的準確體現。排除價格因素各國產業先進度不同從而盈利率不同的因素,各國貿易所實現的國內增加值是不同的,F行貿易統計是按照出口總值計算的,除了各國采用到岸價格和離岸價格的差別外,貿易總值中普遍包含了進口成分。當跨國公司把最后組裝等價值鏈低端放在它國時,該國出口的增加值是很低的。近年來,國際上重視增加值貿易統計方法的研究是有意義的,這反映了全球化經濟的特征,更接近于體現各國的真實出口能力。

  但是,增加值貿易統計依然不能反映一國從出口中得到的真實收益。一般采用的是以一國出口生產投入產出表,由此計算出的增加值貿易量體現的是在一國境內生產并出口中新創造的價值,但是并不區分這部分價值的創造者是東道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更不反映外商獨資、合資、合作不同類型下東道國股份或投入的比重,不反映出口總收益中各國要素的收益關系,因而仍然不能反映雙邊貿易關系中的收益關系。

  以貿易統計來回答各國在經貿關系中得失的缺陷還在于忽略了國際直接投資。投資超越貿易的原理已經證明,貿易可能是投資的結果,也可能因為投資對其替代而不再反映,外資在東道國生產并在本地銷售就是這一情況。東道國前景越好外資企業利潤越會再投資而不匯回母國,但是其收益卻是真實的,F行統計往往把外資流入作為發展的成就,但事實上這反映的是一國更加開放,外資對該國前景更加認可,而不是本國獲得收益的表現。在美國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對外投資被看作本國就業與增長下降的原因,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收益和資產的增長被忽略。因此,在投資型世界經濟中不僅貿易差額不是一國相對收益大小的真實體現,投資差額也不是收益大小的衡量尺度。在所有情況下只有以要素所有權為基準,以要素所有者的收益為依據才能真實體現一國對外經貿關系的收益。

  全球化經濟生產的全球布局原理表明,貿易不平衡是必然的,資本流動(流入與利潤匯回)差額是必然的。因此,在其中任何一個意義上或兩者合并意義上的不平衡作為匯率調整的依據是不合理的。匯率決定于一國貨幣的相對購買力,包括商品和要素的價格,并在總供求中波動。對貿易差額進行匯率調整將導致匯率扭曲。國際收支高順差的長期調整路徑應當是擴大進口和對外投資政策,反之亦然。

  (三)要素集聚成為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發展模式,發展戰略核心從產業升級轉變為要素升級

  對外經濟關系的發展是發展戰略選擇中的核心問題。在對20世紀50年代后各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經驗的研究中,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被概括為兩條代表性的發展道路。出口導向戰略重點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推動出口增長,爭取外匯和資金積累,實現工業化。進口替代戰略重點發展原來需要進口的產業,通過對進口的替代實現本國工業化。7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大發展后,引進外資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可行的發展道路,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關系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這種新結構關系下的發展模式與此前兩大戰略差別的理論內涵是什么,發展中國家最后實現工業化和更高水平現代化的道路是什么,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有待探索。換言之,簡單把外資推動出口稱為出口導向,外商投資工業化稱為進口替代是不合理的,更不能因此啟發下一步的發展戰略。

  外資創造出口的模式不同于原來的出口導向。原來的出口導向戰略是從本國比較優勢和要素結構出發的,不存在要素流動。外資流入創造的出口并不是推動了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而是利用了其要素優勢,創造了新的優勢產業,即由流入要素和東道國優勢要素綜合形成的新優勢。由此發展起來的產業并不是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進步的表現,而是被納入全球價值鏈后的現代工業的低端增值段。出口和經濟增長的原因不是發揮比較優勢后效率的提升,而是外國要素流入的作用,伴之以本國閑置要素投入增加的貢獻。這一解析沒有否定外資拉動型貿易與增長的積極意義,只是為了確切闡明發展模式的結構。外資導向型出口增長的意義在于本國的低級要素得到了使用并釋放了更多要素的投入。外資流入與出口增長使發展的雙缺口難題同時解決,即資金與外匯的雙缺口因外資進入和出口創匯被緩解。這是一條不離開貿易但卻不限于貿易的發展道路。

  由外資建立起來的國內產業并面向國內市場不是進口替代。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讓出了國內市場,而且擠壓了國內相關幼稚產業,其發展成果不是本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表現。發展是產業的升級,而發展與否的根本標準在于產業升級是否由本國要素實現或在本國要素主導下實現,因為只有這樣本國要素才能獲得發展的主要收益。離開本國要素收益只看存在意義上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是表面上的和有局限的。但是以外資實現的產業引進在實現發展目標上仍然是積極的。一是產業引進實現了投資型增長,增長會帶來本國消費和投資能力的提升從而推動發展,也會因稅收增長提升政府能力推動發展。二是跨越式的產業引進會帶動本國配套產業的發展。三是產業引進會在本國培育起新的消費增長點,進而從需求面培育起本國該產業的發展空間。四是快速提升國內消費水平或相關產業的發展條件,從消費者效用和生產成本降低兩個方面推動發展?梢娺@不是進口替代,而是引進式產業進步,它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實現發展,而是以間接的方式為發展做出貢獻。

  但是,從發展的本來意義上講,本國要素主導的產業進步依然是發展的目標,這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從外資主導型出口和引進式產業進步向自主型產業進步轉型的問題。

  發展的轉型升級不在于減少或取消外資回到完全靠本國要素的狀態。在貿易型世界經濟中,產業分工地位的提升要求一國發展起一批現代化產業,大國甚至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對每一產業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基本實現國內配套,某些零部件或原材料的進口只是有限的。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只有大國且在關系國家安全的少數領域中會采用這種模式,大部分產業要進行產業內分工,工業化或現代化的標志是本國在若干產業中擁有主導地位而不是全價值鏈生產模式。所謂主導就是在產品設計、研發、核心技術、總成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因產業而異)的核心地位,并通過貿易或投資構成產業內或產品內的國際分工。貿易形式的分工依然是普遍的和可行的,但通過國際投資布局全球化的產品價值鏈顯然是一種時代性的趨勢,也就是說在很多情況下公司內貿易是更為有利的。

  于是可以發現,要素升級和對外投資是發展戰略升級的兩大主題。發展初期在價值鏈分工中的低端是由要素結構低級決定的,因而要素培育是整個戰略的基礎。要素升級首先是高級勞動力的培育,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增長的根本。土地要素的升級在于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在硬件意義上提升營商環境。最為廣泛的是技術進步、產品創新、品牌開發和營銷網絡建設等,這些要素的升級可使一國在布局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主導地位。國際并購是獲取高級要素的一個重要渠道,因為這可以在短期內獲得一個成熟國際企業的多種高級要素。對于一個資金外匯充裕的國家來說是一條重要路徑,當然一些敏感技術上會存在政治障礙。

  以研發投資在海外培育高級要素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最值得重視的要素升級模式。在發達國家設立大量研發機構,聘用大批優秀人才,這是華為成為世界領先科技企業的關鍵和重要的成功經驗。中國在短期內難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研發實現在新技術產業中的主導地位。華為模式證明,可行的道路是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利用中國的資本和發達國家的研發環境,聘用世界的高端人才,創造屬于中國的知識產權,從而在一個新產品和新產業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一個充分利用全球化的開放型的發展道路,也是一條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在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等領域中的突破表明,當前這場產業革命是國際分工地位調整的機遇期,注重人力資本投資,在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中培育高級要素是贏得先機改變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

  本文證明了要素流動在當代世界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也出現了各種逆全球化現象,各種收縮政策的核心是限制國際投資與相應的貿易分工,其本質是限制要素流動。這些政策必然因背離全球要素基于市場的最優配置而最終損害所有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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