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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偉:動物保護,應有一部人與動物關系的基本法
作者:童之偉      時間:2020-06-03   來源:愛思想網
 

  學人君按: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牽動著全國上下的心緒。雖然病毒探源工作仍在繼續,但早期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的密切關聯,使得野生動物交易再次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議題。有關禁食野生動物、取締野生動物交易的呼聲持續高漲,《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也已提上日程。對于《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的方向和具體內容,各界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但也存在不少觀點分歧。為此,學人Scholar公眾號專訪童之偉教授。在他看來,做好動物保護絕非簡單的立法問題,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與態度,更是每位社會成員應當了解與反思的議題。

  受訪學者:童之偉,1954年生,湖北武漢人,F任華東政法大學法治中國建設研究中心負責人、法律學院教授、湖北民族大學兼任特聘教授。主要從事憲法學、法理學的教學和研究,新近出版有《中國憲制之維新》、《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管窺》和Right,Power,and Faquanism:A Practical Legal Theo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等著作。

  訪談人:毛瑜晨(北京大學法學院)、周子超(清華大學法學院),下文簡稱“學人”。

  一、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應做根本性修改

  學人:從SARS到新冠肺炎,大多數研究都認為病毒源頭很可能是野生動物,法律修改的矛頭直指野生動物交易。此外,近幾年還出現了爭議較大的關于家養野生動物的刑事司法案件(如深圳鸚鵡案等)。您認為這些社會事件和案件暴露出我國現行野生動物保護立法體系存在著哪些問題和不足,還需要從哪些方面重點修改完善?

  童之偉:在我看來,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確實有很大問題。首先,《野生動物保護法》體現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比較功利的價值取向,保護野生動物主要是考慮其遺傳資源、經濟價值。一般來說,法律的第一條涉及立法目的。我們來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第一條,“為了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制定本法!本土⒎康亩,我認為它是片面的。對照今天出現的情況,可以發現這部法律并沒有考慮到動物作為病毒宿主與人接觸帶來的病毒傳染和擴散的危險。這是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第一大缺憾。從保護范圍來說,《野生動物保護法》只涉及野生動物,而沒有將家養的畜禽、寵物和各種野生動物與人類的關系做全面、綜合的安排,包括沒有顧及到文明社會或國度越來越關注的動物福利問題。這是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第二大缺憾。

  綜上,可以說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內容是十分片面的。所以,如果要規劃修改這部法律的話,我覺得應做全面修改的規劃,從法律的名稱或標題改起。因為,這不只是一個野生動物保護的問題,更是一個人和所有動物的關系問題。我還沒考慮得特別成熟,但初步感覺應該叫做《人與動物關系基本法》。

  您問到《野生動物保護法》應當從哪些方面重點修改和完善,很好,這也正是我想說的。顯然,針對上面談到的這部法律兩方面的缺憾,答案順理成章。第一,增加一系列禁止性規范:哪些野生動物的生活狀態禁止非法侵擾,哪些野生動物禁止非法捕獵、捕捉、繁養,哪些野生動物禁止非法買賣、食用,等等。這里用到“非法”二字,意思是有些特別的情況,可由法律、法規作為需經批準或許可的例外加以規定。第二,在動物福利、尤其是在人道地對待人類的伴侶動物方面增加一些規定,杜絕任何公共機關和個人殘忍地對待貓狗和畜禽。

  現在我國不少地方還吃狗肉甚至貓肉,顯得很野蠻。過去南方有道菜叫“龍虎斗”,就是把貓、蛇作為食材。從國際標準來看,吃狗肉、貓肉肯定被視為非常不文明的行為。不少國家已經把寵物視為家庭成員,以北歐為例,寵物生了病,飼養者甚至可以正當地請假照顧,像照顧家人一樣。當國際社會有些地方對動物已經保護到如此程度時,我們還把寵物當作食材,甚至有些地方還搞狗肉節。法律要不要管這些做法呢?我覺得有必要管。

  二、動物保護:不虐待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學人:您剛才提到,對于牲畜和寵物的保護與處置,國內的立法目前并未涉及,當前針對這一內容的爭議很大,您能談談自己的觀點嗎?

  童之偉:家養動物的處置問題非常重要,特別是如何應對流浪家養動物。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流浪貓、狗的問題已基本解決,但國內的流浪家養動物情況仍然很嚴重。人們曾經飼養這些動物,但最終卻讓它們流浪,這是不人道的行為,在國際社會的相當一部分人看來,這等于拋棄了自己的家庭成員。還有更嚴重的問題,這些家養動物在流浪過程中與野生動物接觸,容易攜染上各類病毒。比如,野生狐貍、狗獾、黃鼠狼等若帶有狂犬病毒或者其他病毒,被遺棄的貓、狗在接觸它們后也極有可能會攜帶上這些病毒。當這些被遺棄家養動物在社會流浪時,很有可能傳染給人。

  西方發達國家對這個問題管得非常緊,當然管得緊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消滅病毒。這既有功利意義上的考量,也有出于人道方面的考慮。有些法治發達的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出現過狂犬病毒傳染人或者因傳染而死亡的病例。但在國內,狂犬病毒通過貓、狗傳染給人的情況屢見不鮮。說句玩笑話,我在外面特別怕狗。我有位青年時代在一個生產單位共處過的人被狗咬后得了狂犬病,聽說死得非常痛苦。同樣是華人文化和中國地域,臺灣在這方面處理就花了大力氣,效果也還不錯。比如,馬英九、蔡英文等政治人物都帶頭領養流浪貓或者流浪狗,算是做公益吧。臺灣有關部門捕到流浪貓、狗后,會進行消毒,喂食驅蟲藥,進一步檢疫、打疫苗,然后才可以領養?傮w來看,這套流程較好地解決了流浪貓、狗傳染病毒的問題。

  學人:關于動物權利的保護,也有不少爭議,比如有人建議把動物視為權利主體。您對這些觀點怎么看?

  童之偉:就個人體會來說,有些理論我并不贊成。就比如說,把動物看成一個權利主體,實際是把法律關系寬泛化了。動物怎么能夠成為權利主體,或者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呢?動物無法表達,需要靠人來表達。人體會到它的處境和難處,考慮它們的痛苦,盡可能溫和地對待它們,這實際上是一種人道的路徑。從法學理論來說,我并不贊成把動物看作法律關系的主體,這也不符合實際,它們不能表達意志、不可能委托、不可能起訴和應訴。盡可能給動物以福利,是由于人類越來越文明,除功利主義之外,也有人道悲憫的考慮。動物也在地球上成長生活,人類對它應該有憐憫。我覺得這樣考慮問題在道義或者理論上是比較順理成章的。

  整體來說,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在動物處置方式方面確實做得文明、慈悲一些。如果沒記錯的話,甚至有些國家,如瑞士(參見瑞士1999年憲法第80條之規定。聯邦有權制定動物保護法,涉及以下方面聯邦應當制定動物保護法:飼養和照顧動物;動物實驗和對活體動物處理的程序;動物的使用;動物和動物產品的進口;動物貿易和動物運輸;動物宰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也有類似規定。),一度曾把屠宰牛,應該先予以致昏都寫在了《憲法》上,我過去寫文章時曾正式引用過。最近我又查了瑞士憲法的兩個新近一些的中文版本,其相應條款已分別改成了“動物屠宰方式”、“動物屠宰”,要求聯邦國會要就此立法,而這方面的法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減少動物的痛苦。我們常說《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一個國家都把對動物的屠宰方式寫到了總章程上,這是重視到了何種程度?當然這是個別的情況。但總體來說,很多國家在法律上對“動物福利”有著相當多的規范要求。

  就說屠宰吧,我們看看英國一種著名人道屠宰設備的使用指南前言中的一段話,或許足以窺其一斑:“在世界各地,飼養著數十億用來作為食物的動物。這些動物的屠宰方式不會造成可以避免的疼痛或痛苦,這一點非常重要。多年以來,這種理念一直在引導著用于人道屠宰動物的專業設備和技術的開發。彈擊式致昏設備是計劃開發的首批設備之一,于1922 年在英國用于商業用途。如今,這種設備經過了修改和完善,仍舊是功能最為多樣的致昏設備之一,用于屠宰場和戶外屠宰,F在這種設備遍及世界,用在廣泛接受人道屠宰原則的國家。盡管彈擊式設備主要用于擊昏牛、綿羊和山羊,也有部分設備 用于豬、馬和馴鹿等動物!弊x者可以通過www.hsa.org.uk 訪問這個指南的在線版本。

  說到對動物、尤其是對人類伴侶動物的福利,有的國家已經提高到了讓我們不能不嘆為觀止的水平。我有次到挪威訪學,一個當地朋友和我說,在挪威下定決心養狗是很難的。因為他們太看重狗了,真正把狗當作一名家庭成員來對待。狗有護照、有病歷,生了病,主人可以帶去上班以便照顧,還可以請假。而且這算正常病假,不用扣工資。如果狗在成長過程中存在一些毛病,比如在屋里到處咬鞋、咬衣服,挪威人會認為這是因為它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關愛不夠,為引起人們的關心,故意調皮搗蛋。這時候,主人就會把狗送到專門的動物學校進行培訓改善。當然這些我們現在還做不到,也不可能完全比照,但趨勢值得關注。即使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也并非都能如此。不過關注動物福利,至少不虐待動物,是未來總的發展方向。就比如對待魚,不少國家要求將魚電暈后再殺,然后才能賣給消費者,不允許買活魚回家宰殺。這些我們現在還做不到,但應該也是將來的發展趨勢。

  談到死亡動物的處理和病毒傳染預防的問題,我想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在美國很多地方的公路旁邊,都有一個鹿跳出來的標志,這是提醒駕駛員小心鹿突然沖出來。我曾和當地人討論這個問題。我問,如果鹿撞死了會怎么處理,有沒有人拉回去吃?他們回答說,撞死的動物是不能拉回去的,一般就放在路邊,后續會有專門的檢疫人員來檢疫并做后續處理。我想說的是,不吃野生動物在法治發達的國家已經形成了生活習慣,成為社會普遍自覺遵守的規則、規范。

  歸根到底,我覺得,法律應當照顧動物的一些基本福利,特別是對于人類的伴侶動物,如寵物,最低標準是不能吃,舉辦狗肉節之類的集體性、鼓勵性不人道行為更加不行。這些習慣早應該禁止,現在禁止都已經比較晚了。這不僅是對動物不人道,也傷害了正常人,特別是少年兒童的道德、心智。同時,也給我國的國際形象帶來負面影響,使外界覺得中國人是野蠻的。

  學人:從您的描述來看,我國和法治發達國家其實有社會觀念的差異,但是這似乎不僅是立法上的問題,比如我國實際是禁止食用一些野生動物的,但因為習俗等原因,亂吃的現象還是屢禁不止,立法似乎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您覺得在立法之外應當怎樣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呢?

  童之偉:這個問題我確實想談一談。我有切身體會,國內有些人吃野生動物非常放縱,很少有管制。這個問題可能北方好一點。我沒有地域歧視,只是說南方有些地方在這方面做得比較過頭。

  比如,我到南方一些地方的餐廳吃飯,當地人會非常熱情推薦各種野生動物。29余年前,我到南方某市講課,當地朋友給我推薦貓頭鷹湯,還說這是補腦的,一份湯要4000塊錢。我不大能接受這種東西,跟他們講貓頭鷹是保護動物。他們還解釋說,不要緊,這是家養的。當然,最終我沒有去吃。這就是有些人的偏好,不吃家養的,甚至以吃野生動物為驕傲,認為這是身份的象征、高貴的表現。有些人請吃飯,甚至一桌完全不吃家養的,全都是野味,包括天上飛的白鶴、地上的狗獾子等。他認為你是珍貴客人,只有請客人吃這些才對得起你、才算夠朋友。我覺得這些觀念和習慣應該從多方面遏制。法律該管的就要管,公德上也要做宣傳,在私德方面,名人、知識分子、公職人員更要做出榜樣,要運用綜合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網上看到,農業部2020年4月8日發布的《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征求意見稿)》已沒有將狗作為畜禽列入,并在說明中提出,狗已從傳統家畜“特化”為人類的伴侶動物,顯然有意否定吃狗肉的正當性。我認為,如果這個構想落實成為制度,那應該算作我國社會生活走向文明的一個大進步。

  三、應有一部人與動物關系的基本法

  學人:您對于本次《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有什么期待和建議?

  童之偉:首先,我認為,若是循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路數談這次修改的話,要考慮修改立法目的,除了強調保護珍稀瀕危動物的資源、維護生態平衡外,還要把防治病害,特別是防治病毒傳染的問題考慮進來。其次,如果進行更大范圍的修改,我認為可以把家養動物、寵物,動物福利,流浪動物的管理等問題綜合考慮進去?傮w來說,最好有一部比較全面的法律,可以考慮制訂一部人與動物關系的基本法律,把動物保護的指導原則寫進去,具體細節可留待行政法規或者規章來解決。當然,如果從這個角度來修改的話,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恐怕要修改這部法律的名稱,這已經不是野生動物保護的問題,而是人與動物關系的問題。當然,這個想法還不成熟,有待后續認真推敲。

  學人:您剛剛提到希望制定一部比較全面的法律,那您覺得關于動物保護的法律應該介入的界限到底應該怎么界定呢?應該做一個具體到什么限度上的界定比較合適?

  童之偉:用一個通俗的說法,我覺得應該全面管起來。當然,所謂全面管起來,是指有些問題由法律管、權力管,有些問題也需要社會公德管、公益組織管,還有些要從私德方面來提倡。比如說吃狗,就是公德應該管,私德應該管,法律也應該管的事情。還有些問題要分層來看。但總體來說,不管是對待野生動物的行為,還是對待家養動物的行為,都應該有規則、循規則。

  學人:近年來公益組織對野生動物保護的影響逐漸增加,一些通過公益訴訟監督野生動物保護的案例也不斷涌現,您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在修訂過程中是否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內容?

  童之偉:在世界范圍內,大家都認為做公益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個我也很贊成。中國教育升學標準偏重死讀書的考試成績,但歐美國家的學校除學習成績外還重視考察求學者有沒有做過一些公益。如果做得好,他們會認為這是能力的表現。確實,公益做得好的人都是比較能干的人。做公益對社會有好處,一個國家的事情不能只靠政府,還要靠個人和個人組織社會資源一起來做。這些年,國內逐漸興起風氣,一些富人、名人通過公益方式為社會做貢獻,保護野生動物也在其中,這是好風氣。

  我比較贊成公益組織參與野生動物保護,這有助于處理好人和野生動物的關系,也是社會的發展方向。公益訴訟一般有兩種——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應該說,最高人民檢察院對這方面還是比較重視的。以前我們談環境公益訴訟,現在也開始提倡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訴訟,其實這兩種公益訴訟還是有一些關聯。

  廣義來說,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訴訟也是環境公益訴訟的一個方面。最高檢發布過一些案例,一般都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為什么要提起公訴呢?肯定是殺害或者販運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達到了犯罪的程度。

  而民事訴訟的案子一般都有受害人,但是殺害或者販運野生動物沒有直接的受害人,那由誰來代表受害人提起民事訴訟呢?這就是一個問題。在沒有具體受害人的情況下,現在由檢察院代表受害人在提起刑事公訴過程中附帶民事訴訟。我覺得這種做法,也是可以提倡的。當然我們還可以更深層次考慮這個問題,比如說既然是刑事附帶的民事訴訟,是不是有種辦法可以在《刑法》的范圍內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有主刑、附加刑,附加刑可以采取罰金的形式。如果在修改《刑法》時,規定這類案子主刑之外還可以附加刑,就可以用附加刑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有關罪名在沒有修改法律、增加附加財產刑之前,用前面所講的方法也是值得提倡和鼓勵的。此外,《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要與《刑法》、《民法》乃至《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相配套。在具體實施修改的過程中,技術處理也挺復雜,要集思廣益,討論研究。

  四、野生動物的保護與養殖

  學人:從近期報道來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下一步的修訂方向可能將所有在野外生長的野生動物都納入保護范圍,您認為這將對當前野生動物養殖產生什么影響?野生動物和養殖動物的法律邊界是什么?司法實踐中應當如何把握這種邊界?

  童之偉: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但涉及的方面太多,我只能很原則性地表達些許看法。我已注意到這方面的報道和一些網民表達的擔憂。應該說,《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涉及這一塊的部分,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會有直接的、顯著的影響,因而立法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征詢社會各界、特別是各利害相關方的意見,應在不明顯妨礙立法目的實現的前提下,平衡處理各方面的利益和需要。這是很精細的工作,絕對不可以按一部分人一時沖動做情緒化的規定。野生動物的保護和野生動物的人工養殖、利用都有正當性,應該共存和相互促進。今日所有家養畜禽和人類伴侶動物,歷史上都曾經是野生動物,都是由野生動物馴化而來的,因此,絕對不應該將保護野生動物與某些野生動物的養殖、利用對立一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野生動物和養殖動物的事實邊界歷史地看,不可能是絕對清楚的。因此,它們兩者的法律邊界也只能是相對的,要根據實現立法目的的需要來劃分,因而始終會是一個有相當主觀空間的問題。兩者區分的具體邊界劃分要在民眾和利害相關方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由立法機關來把握。

  至于說司法實踐中應當如何把握這種邊界,那首先要看立法機關是循“宜粗不宜細”的傳統指導思想還是改為“粗細適宜”。如果循“宜粗不宜細”,野生動物保護法只會相當于一個立法大綱。其次要看國務院制定的實施細則規定得是否詳盡。野生動物保護法應該屬于行政法部門的法律,這個部門的法律通常會有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實施細則)與其配套。如果實施細則詳細,法院通過司法解釋或個案判決左右其邊界的空間就小,否則會比較大。

  學人:本次修法旨在全面禁止交易野生動物,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而中藥材中有不少是用野生動物制成,那么法律應如何對食用與藥用作出合理劃分呢?如何協調野生動物保護與我國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發展傳統醫藥之間的沖突呢?

  童之偉:確實,中藥材有不少來自野生動物,如熊膽、麝香、虎骨、犀牛角。也許,食用和藥用確實有差別,但估計嚴格劃分意義不是太大,而且可能屬技術性問題的成分較多,與法律的關聯度很小。這方面我個人關注較多的是事情的人道方面。例如,我讀過一些抓野熊關起來定期取它們膽汁的文章和圖片,取膽汁看來是極其殘忍的行為,每次都讓熊痛不欲生。我想,如果熊膽是可以找到替代品的、不是人類的“剛需”(我確信不是),關熊取膽汁的行為就應該禁止。

  五、野生動物保護的權力邊界

  學人: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通過后,您覺得在具體實施方面是否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執行力度不夠。

  童之偉: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前面強調的是應該全面地管起來,意思是人與各種動物的關系都應該全面管起來,但這只是從應然意義上討論。你剛才說的問題其實是一個現實問題。說實話,管理要投入成本,尤其在剛開始時尤為明顯,F在各地情況也有差別,比如北京、上海這類比較發達的城市,文明程度相對高一些,投入的社會公共資源也較多。至于相對落后的城市,流浪貓、狗檢疫之類的問題就比發達城市突出得多,農村的問題可能就更大了。如果要求以人道的方式解決家養動物、寵物、包括流浪貓狗規定檢疫等問題,并同時顧及到地方差異,這確實有相當大的難度。

  但是這個問題能否解決呢?我想是有辦法的,關鍵問題是看把這項工作放到什么樣的地位上來看待。比如,我們過去特別重視“以階級斗爭為綱”。如果把對待階級斗爭的態度拿來解決這些問題,當作國家的一個根本任務,解決起來根本就不成問題。今天我們特別重視維穩,不少事情都提高到維穩的高度。如果我們把對待跟動物關系的相關問題也提高到這個層次,還會認為這是個大問題嗎?這些工作在一個文明社會,都是政府最基礎的工作。只是因為國情差異,我們往往把這些在法治發達國家視為基礎性工作的事務放到一邊,把精力、時間和財力放到其他方面了。所以,這根本上是我們的觀念問題。不僅要改變民間的觀念,也需要官方適當調整日常工作的指導思想。

  學人:如果對人們對待家養動物的行為管得過細,會不會導致公權力的膨脹?

  童之偉:公權力的問題我們要與個人權利分開看待。法律生活世界,一方面是權力(Power),一方面是權利(Right),而權力和權利應該有一個比例。我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權力和權利歸根結底整體,我把這個叫作法權,法權在任意特定時刻應被視為一個常量。所以,法權有一定的比例結構。對于任何國家或社會,總體而言,權力和權利應該是平衡的。因為權利應能限制權力,不能讓它過于強大,以致為所欲為,從而防止專制主義;但權利也不能太強勢、不能壓倒權力,以致于產生無政府狀態。因此,對權力和權利,社會應該能夠通過憲法、法律加以控制。如果控制得比較好,就實現了權利-權力的平衡,這就是理論上的法權結構平衡、也可以說是法治狀態。

  毫無疑問,我們要明白中國法權結構的實際情況。整體而言,我國現實的法權結構還沒有打破平衡,因為我國還在比較穩定地發展,從存在即合理角度來說,它的法權結構現在仍然算是平衡的。當然,我國現在的法權結構肯定屬于權力占據絕對優勢的一種平衡。我主張在理論上權力和權利最好是5:5,但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思想,總是會或向權利、或向權力有傾斜。有憲法學界朋友與我聊天,說他主張6:4的法權結構,即在法權總量中權力占六成、權利占四成,甚至主張是三七開,權力占七,權利占三。他是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可以理解。我國真實的法權結構情況到底是多少,我們先不管?梢钥隙ǖ氖,中國的法權結構中權力占有絕對優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全面管起來可能導致權力比重更大,這種擔心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們要注意,所謂“管起來”其實是讓公民的行為有規范,而形成和執行行為規范并不是只有擴大權力占比和強度一條路徑,其中有些東西完全可以用確認權利、自由的形式加以規范。一方面要加強、考慮權力的干預,另一方面要增加、落實權利的保障。這兩者并不必然沖突矛盾,是可以協調統一的。至于具體如何操作,那只是技術問題,雖有困難但肯定不是不能克服的;蛟S你讓我舉個實例,但若真這樣,話就長了。這里我只想提請大家注意,世界上把上述兩方面矛盾處理得好的國家或地區多得很,那都是我們可以參照的實例,在其中找一兩個花點時間研究就好。

  所謂全面管,就是形成法治秩序,有幾種方式,其中一種是用權力來制定規則,用現行行政法學者愛用的一個詞來表達,叫規制,即規范制約的意思;還要一種方式是用保障個人的相應權利的方式來達到建立秩序的目的,如保障各人自家的狗不被強制帶走和撲滅的權利;還有就是通過提倡社會公德和公民私德的方式配合相應的法規范。我覺得,如果處理好這些問題,相關的法權結構是可以大體實現平衡的。另有一種維持法權平衡的方法是權力總量不變,但掌握權力的各機構進行內部協調,比如某方面加強一些,但另一方面放松一些,同時與權利主體互有進退?傊,權力與權利之間,不同權力之間,不同權利之間,不論是主體還是內容,有很多要素可以協調,使得相關的法權結構不至于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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